疍歌——序《从沧海沙田到风情水乡》
作者：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是为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人民政府、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编著的《从沧海沙田到风情水乡：珠江三角洲东涌社会生态变迁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写的序。
我对珠江三角洲水乡的印象，最早是从陈残云的小说《香飘四季》中获得的。这部50年前出版的小说，绘画了一幅大沙田去乡村的迷人图景，画中的景，画中的人，画中的情，画中的趣，一直铭刻在我心中，历经将近半个世纪，仍不能忘怀。近三十年来，我多次到大沙田区做田野考察，目睹着沙田区乡村发生的巨变，今天的珠江三角洲水乡，已经新貌焕然，但以下这幅图画，始终在我眼前萦绕，撩动着我对这片水乡的情愫：
夜晚，乳白色的月光，透过了浓春的夜雾，照在蛇窝的开阔的田畴上。小河边，一间刚修整过的竹棚子，人们叫它 “扎水寮”的，映出了半明半暗的灯光，传出了二胡伴奏的柔软的粤曲声，听得出是许细娇唱的，是《鸳鸯被》中的一段。
一只小艇子在河面上摇过。有人用着似唱歌又似鹅叫的腔调，哼了几句很流行的歌子 “知你爱我心坚，我不怕言明一遍，有一个牧羊龙女，托我柳毅把书传。”哼完，乐得象发了狂一样，嘻哈地大笑。一听，就知道那傻子权在跟寮里的人作弄。
由于小说不是用方言书写，加上当时不可免的时代烙印，文字表达自然未能原汁原味地呈现大沙田乡村的韵味，有点令人遗憾！但对于那个时代大多数难得深入大沙田区的人们来说，这部小说展示的沙田区乡村风情，仍然是非常亲切，撩动人心，难以忘怀。相信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当年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或多或少都萌生过对大沙田人情风貌的憧憬与情感。
《香飘四季》故事发生地的原型，据说是东莞的麻涌，作者在书中用的地名则叫“东涌”。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开始知道番禺东涌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曾一度误以为就是陈残云小说所描写的地方。后来知道了这只是一个巧合，不免为自己的误会而愧怍。
不过，虽然知道只是一个巧合加误会，但我后来每次到番禺东涌，行走在乡村中的基围田畴与涌边寮屋间时，感觉上还是会把现实中的东涌与小说中的东涌叠合在一起，不觉得有多少时空上的距离感。这也许是由于珠江三角洲沙田区各地的乡村景观与人文风貌本来就没有太大差别，何况如大家所知，作家写小说的时候虽然可能会有某个“原型”，但小说中的人、地、事，往往是把不同的“现实”糅合起来，再重新塑造的。
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写的就是珠江三角洲大沙田乡村中的情与景，至于具体的地点，是麻涌还是东涌其实无关紧要。我多年在珠江三角洲沙田区的乡村游走，无论是东莞，还是番禺、中山、新会，处处所见，都能够激发我涌出年少时读小说那种感受，撩起我对“东涌”的情意，发出“沙田处处是东涌”的感慨。
当然，一部文学作品，只能从作者亲身体验与感受出发，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表达个人的观察与情感，引发读者的想象与同情，希望对沙田地区的乡村获得更多理性认识的人们，自然不会满足于一部半个世纪前的作品的描写。
将近三十年前，当我们开始在珠江三角洲从事乡村历史的研究，就一直努力将目光投射到沙田区的乡村中。但由于我从事的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对文字资料的依赖，令我的研究一直聚焦在沙田区周边的大乡镇，对沙田农村的历史变迁，虽然怀有一种关注，但囿于能力与时间，一直没有真正深入到乡村中展开研究。
事实上，长期以来，学界以沙田乡村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人们对沙田区乡村的了解十分苍白虚弱，这无疑是一种有点令人遗憾的现实。所以，当我看到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的一群学者，经过数年努力，在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写出这本以番禺东涌为对象，探讨沙田区社会生态的论集，欣悦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读过这些稿子之后，我不仅对东涌的社会生态与历史文化有了很多新的认识，更在心中激荡起深深的人文情怀。
珠江三角洲，在环南海大陆岸线上，是一块经济与文化的热土。今天，这块土地聚集了高度密集的人口和生产力，创造了经济发展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成为世界上最密集的都市群之一。然而，在不算太遥远的古代，这里只是一个崇山峻岭环绕，中间岛屿星罗，沼泽遍布的海湾。几条水量充沛的大江，分别从东北西三个方向流入。
在这个海湾及周边的岛屿山林江河中的人们，大多傍水为生，汉代的文献说这里是“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纹身，以象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淮南子·原道训》）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主人，后来被来自其他地区的人称为“蜑”，视之为“南海夷種”（ 毛晃、毛居正：《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并赋予了种种侮辱性的文化意涵。今天，为了消除歧视，人们用“疍”字取代了“蜑”字，但歧视和被歧视的心理依然顽强地延续着，以致“疍”（常用疍民、疍家、疍人一类称呼）仍然是一个人们常常避忌的用语。
不过，如果我们拨开被文字书写蒙盖上的雾翳，历史清清楚楚地记录着，珠江三角洲地区自古到今的经济与文化发展，都是由世世代代被歧视被侮辱的疍人创造的。在遥远的古代，今天的三角洲还是一个水国，这个海湾是大陆通往南海的主要门户之一，南海与印度洋周边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通过西江东江北江连接五岭内外的联系，都是由这些善操舟之人搏击风浪驾船行走实现的。
到珠江三角洲大规模开发的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沃壤都是由这些本来生活在水上的人群开拓出来。明朝建立之初，王朝国家在这里把当地大批疍民收编为军，设立多个卫所，在珠江三角洲广辟屯田，把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推进到一个大规模农业开发的时期，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居功至伟的，毫无疑问是这里的疍人。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他们很多人成为王朝编户，甚至入学读书，接受士大夫推动的教化，在身份上逐渐同“疍”切割开来，但也由此在历史记忆中掩没了疍人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角色。
然而，随着珠江三角洲开发过程的加速，拓垦的规模迅速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仍然是那些被拒于编户齐民门外的疍人。他们通过人工力量，拍围筑基，在大海中造出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垦辟为农田，并通过大规模的水稻生产，支撑并推动着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可以说，正是这些本来生活在水中，被陆上人排斥和欺压的疍人，用他们的双手，开造了珠江三角洲这片美丽的土地。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财富的人们，没有理由忘记，更没有资格歧视那些辟开这片新世界的疍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所谓“疍家”，总是指那些在水上生活，被剥夺了上岸居住等多种社会和经济权利的人，他们长期被遗忘，被丑化。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在地区历史上，只是一种边缘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一些文人会写下《蛋人謠》一类对疍人苦况表达同情的文字（见张埙撰：《竹叶庵文集》，卷二），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罗香林、陈序经、伍瑞麟等学者开展社会科学取向的疍民研究之前，人们对于疍民社会的了解都只有一些零碎片面的印象。1950年代以后，沙田区疍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却仍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
其实，珠江三角洲沙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历史变迁，是一个非常有学术魅力和价值的课题，沙田区的疍民先是从水上到陆地，从流动到定居，从贱民到村民；沙田区的交通从水路到陆路，再到高速公路纵横贯通；农业经营从稻米到甘蔗果木；产业从农耕到工业化；景观从人迹罕至到旅游观光热点。这种种变化，都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提出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课题，为学者们开展深入研究留下无限的空间。我相信，把珠江三角洲沙田地区的研究累积起来，一定能够触动研究者产生很多新的灵感，找到新的学术视角，形成独到的见解，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沙田区的疍民，一定可以真正成为这块土地的历史的主人，书写出一部自己的历史。
近半个世纪以来，尽管疍民的社会地位的确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历史上形成的对疍民的歧视心态，仍然根深蒂固，疍”，依旧是一个含有贬义，充满歧视的词语。一方面，人们在推销本地文化形象的时候，都特别喜欢用“水乡风情”，“水乡文化”一类标签来招徕，把“水乡”作为一种文化自豪的资本，用来塑造岭南文化的形象；另一方面，很多人仍然对“疍”抱有歧视，或者仍然把“疍”视为贬义的带侮辱性的称谓，在很多以“水乡”风情展示本地文化特色的地方，我们常常还是会看到有意无意回避了“疍”的标签。
这种有点吊诡的现象，令人扼腕。我每到那些近年来刻意“打造”，以“岭南水乡”为特色的旅游景观，都会生出一种感慨，没有疍家，还是岭南水乡吗！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在眼前的东涌，当地的政府和乡民在发展当地的生态旅游时，已经再也不讳言“疍”了，疍家艇、疍家寮、疍家歌、疍家糕······种种疍家的生活民俗，都已经成为展示水乡风情的基本元素。虽然要一下子消除对“疍家”的歧视或自卑心态，还需要更长的时日，但今天能够这样很自豪地展示疍家的文化风俗，对于保存水乡疍民的文化并发扬光大，培养“疍家”的文化认同，无疑会产生积极作用的。
当然，对于大沙田区的疍民来说，他们的未来生活，他们的文化自信，并不应该只是建立在这种借助旧日风情所建立的文化形象的塑造和展示之上，我们应该更多把目光投到大沙田的疍民们在艰难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下开拓自己新生活的业绩，以及在艰苦奋斗中培育出来的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上。
东涌人在过去几百年走过的路，他们创造出来的成就，向人们展现的前景，都可以让我们坚定一种信念，歧视疍民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不再是一群被侮辱的人，他们已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正在开创自己的未来。“疍”，这个被玷污了上千年的称呼，应该成为一个可引以为自豪的名字。
不久前，我到台湾历史博物馆参观，看到有一个关于台湾平埔族的展览，陈列中有一块大板，将前些年平埔族人社会运动的一些口号标语用大字叠印在上面，其中有一句是“甘愿做番”。不论这些口号背后有什么政治议程，我当时马上冒出一个联想：什么时候，我们珠江三角洲沙田区的人们也可以大声喊出——“甘愿做疍”！
1927年，钟敬文先生用《蛋歌》为书名，把他收集的疍民歌谣编集起来，列入北京大学民俗学丛书出版，钟先生在《序言》里发出呼吁说：疍民在中国是被视为化外的民族的，“但这种错误的眼光，我们现在不能再把它保存着了”。
80多年过去了，学者们的努力已经从收集蛋歌开始，走到从多方面开展对疍民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更是应该彻底抛弃那些对疍民的偏见与歧视。我衷心希望我们的研究者，除了怀有一个学者对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的追求之外，更应该怀有一种人文的关怀，以自己的研究，彻底地改变“疍”这个名称的文化意涵，为大沙田区的主人们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为此，在这本以东涌为对象的研究文集出版在即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借文集一角，写下一些想法，表达让钟敬文先生一辈学人的志业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实现的愿望。
2013年4月25日写于台湾新竹木淑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