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卤泡出的历史
作者：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是为黄国信、钟长永编《珠江三角洲盐业史料汇编：盐业城市与地方社会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写的序。
两年多前，东莞市举办了一次“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东莞）区域史国际研讨会”，邀我做主题发言，谈谈自己对东莞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历史的角色的一些想法。我在发言的时候，提及东莞作为帝国行政体系一部分的历史，是从设立盐场盐官开始的，国家最初在这里设立的行政机构主要是管理盐务，后来才由盐官改为郡守。一年多前，东莞展览馆提出与中山大学合作开展珠江三角洲盐业与城市发展之关系的课题研究。其实，我虽然了解盐的生产与流通，在古代中国是沿海边疆地区整合到帝国体系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我自己并没有真正做过研究，连懂点皮毛都谈不上。幸好黄国信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欣然承担主持这个课题的研究工作，只是坚持要我在课题组中挂个名。现在这个项目在课题组师生和展览馆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受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我这个本来只是挂名的人，还是应该谈一些自己的粗浅意见，为这个挂着的名抹上一点点实在的痕迹。
现代的国家或政区，都是在固定的疆域内，由特定的国民组成的，以至于人们理解历史的时候，也不假思索地以为国家或政区在历史上也从来都是自然地由其居住在固定疆域内的国民构成。其实，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出于控制和获得各种资源的需要，以不同的形式建立起来的权力体系。因此，国家对地方控制的实现，一定是建立在对该地方的资源控制的基础之上，由此形成的国家行政区域的层级体系，也一定是在资源控制需求的层级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由中心向周边扩散的权力结构，通过由周边向中心聚集的贡赋体系来实现，这是我们理解古代帝国构造的关键。远离帝国中心的沿海边疆地区，其纳入帝国体系的纽带，总是同海洋向帝国提供的消费物相联系。其中在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盐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物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食盐生产和供应的控制一直是贡赋经济与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一环，国家控制盐业设立的机构也就成为食盐生产地最早纳入国家控制系统的主要机制。认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明白东莞进入中国王朝国家的历史为何是从盐的管理开始的了；同时，也可以反过来想，东莞的历史从盐开始，正体现了东莞后来的历史发展注定是在王朝国家与海洋之间的联系框架中展开。
有研究认为，早在汉武帝时期，已在东莞设置盐官。《汉书·地理志》有“番禺有盐官”之说，一般认为此盐官即设于后来的东莞地区。南朝《宋书》记载东莞设有司盐都尉。东晋咸和六年（331），晋成帝分南海郡一部分设置东官郡，下设宝安县，郡治、县治俱在宝安县南头（即今深圳南头），并由时任东官司盐都尉的何志升任东官太守，领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安、欣乐等六县；东官郡管辖的范围大致包括了从珠江口上的岛屿及向东一直延伸的广大区域。唐宋以降，盐业生产长期是东莞历史中重要的内容。成书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的《元丰九域志》中记广州有“静康、大宁、东莞三盐场，海南、黄田、归德三盐栅”，均在当时的东莞境内。此时的东莞，实为以广州为中心的区域性产盐中心，盐场、盐栅成为早期主要的聚落和行政单位。随着珠江口的开发，周边地区的聚落逐渐发育起来，形成新的地方行政单位。从古代东莞发育出来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包括了今天的中山、澳门、深圳、香港、珠海，甚至广州的一部分，这些城市所辖地区的早期历史，几乎一无例外都是以盐场的历史为主体的。如果按过去的历史观，把进入国家作为“文明”的历史的开始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个今天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城市群的“文明史”，就是从盐场和盐户的历史开始的。
在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之前，人类的生计模式，因着自然生态条件的差异，大略可分为农耕、游牧和渔盐三大部类，其中渔盐经济仰赖着江河湖海的资源，往往只是农耕文明的依附和补充。因此，以渔盐为主要生计的人群，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建立的王朝国家中处于边缘地位，似乎是一种宿命。古代的珠江口地区，分布着无数的岛屿、半岛和海湾，这里的人群世世代代以渔盐为业，决定了这个地区和生活在这里的人群首先是通过提供渔盐产品进入王朝统治体系之中的。然而，渔盐经济并不只是一种边缘的附属的经济，它同时也是在陆地上生存的人类走向海洋的第一个经济台阶，在人类社会由航海推动的商业化历史大趋势下，以渔盐为生计的人群自然拥有天然的优势，成为海洋经济的弄潮儿。古代东莞地区的历史由王朝国家的盐场群起步，到今天发展成为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大都市群，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饶有趣味的是，如果我们说古代东莞地区进入国家，走进“文明”的历史是从盐业起步，那么后来地区开发与商业化的历史，却表现为盐业逐步退出的过程。在宋代以后的1000年左右的时间，围绕着珠江口周边地区的开发循着两条主线：一是在河口泥沙冲积的基础上，通过人工围垦造出广袤的农田，本地的生计由渔盐向农耕转变；二是以广州为中心的海洋贸易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商业化，地方经济被拉入世界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促使了盐业经济在珠江口逐渐衰退，农业垦殖直接将珠江口的淡水线向外推移，从根本上摧毁了盐业生产的条件；世界贸易的扩张，也令到海洋资源的主体由海产品转变为海洋贸易的商品，海上贸易取代了沿海釆集成为海洋经济的主要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的控制与介入的方式也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在强大的王朝国家的政治与文化渗透下，地方社会逐渐发生转型，国家在地方社会的存在方式也就由盐场转为州县，再在州县的架构下，建立起以王朝正统主导的权力实体和文化象征所支撑的基层社会。
不过，这个历史转变过程，并不意味着盐退出了这个地区的历史舞台。一方面，正如大家都了解的，在珠江口以外向广东东西两侧沿海延伸的盐场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粤盐专卖和销售的网络，在地区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古代东莞地区的盐场的历史，因为是王朝国家在本地社会建立的最早的控制形式，成为本地居民构建正统性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由此，古代东莞的盐的历史，就不只是一种消失了的历史陈迹，而是一直在后世的历史中延续着，并深深地影响着现实生活的文化资源。
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我觉得东莞的市政府和东莞的文化工作者提出了这个以盐的历史为主题的研究项目，把盐的历史作为认识东莞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角度，是非常有见地，非常明智的。虽然作为地方政府和文化事业部门，关心的重点当然主要是本地的历史与文化，但这样一个课题的开展，在学术上具有更重要的价值。由这个课题可以引出很多学术上的问题和思考，我们甚至可以期望由这样一个角度出发，通过今后一步步扩展研究课题和思考的空间，去建立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当然，我们目前所做的，仅仅是一个非常非常初步的工作，而且受资料的限制，从历史细节的钩沉到地方历史的整体建构，距离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都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我们毕竟走出了第一步，如果能够由这一步出发，开始转变历史认知的方向，这份尚属粗糙的成果，就能够在学术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2010年11月14日夜草于宋官富盐场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