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乡村故事
作者：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是为石坚平《创造祖荫：广州沥滘村两个宗族的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写的序。
这本书，讲述的是珠江三角洲一个乡村过去几百年发生的故事。
在珠江三角洲，像沥滘这样的乡村星罗棋布，其中不少在今天被人们贴上了“古村落”一类标签，越来越多地进入读书人的视线。人们走进这些乡村，在祠堂里、在庙宇前、在榕树下，常常都会见到一些老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好像有永远聊不完的话题。当你走到他们中间，问一点他们乡村的事情时，他们常常就会向你讲述起自己村子的故事。20多年来，我到过不知多少个这样的村子，也听过很多很多这些村落的故事。这种历史叙述的套路，更广泛见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的族谱之中，村民一代代口耳相传，同族谱等文献的记录以及乡村中的景观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结构化的集体记忆。我听多了，看多了，故事细节及种种差异渐渐在记忆中叠合交错，散漫氛氲，脑子里只留下一种几乎千篇一律的历史叙事模式。
珠江三角洲的乡村，开村的历史，大都可以追溯到宋代（一般不会特别深究是南宋还是北宋），其来历绝大部分都追溯到粤北南雄的珠玑巷，也有少数有其他来历，例如宦游经商不归之类。他们的“太公”，先是到了珠江三角洲某个地方，然后常常至少经历一次以上的迁居，最后选择了现在聚居的地点，或喜有山可樵、有水可渔、有田可耕，或爱其地山水秀丽，可发子孙，就定居下来了。这些开拓历史的“太公”，有的筚路蓝缕，开拓基业；有的入赘他姓，继则取而代之。“太公”落地生根，“子孙”就开枝散叶。其后，大家共同拥有一些相似的历史，突遭劫难者，有明正统年间的黄萧养之乱、明末的奴变、清初的迁海展界、咸同时的红兵；延绵不绝者，则是不断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庠生贡生进士举人仕宦，稍晚近一点，那些在生意场上的成功者也进入了乡村的历史记忆。这些士绅商人撑起了乡村的辉煌，他们的事迹常常构成除开基故事之外最主要的历史叙述。
在这样一种叙事模式下展开的历史，在乡村中广为人知，历史学者也相当稔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只是一种茶余饭后消遣的历史传说，更成为一种集体的历史共识，这种共识，形塑着人们的自我认知，凝聚着地方的文化认同，投射并参与本地社会结构的构建与变迁过程。历史研究者要抛开这种历史叙述套路去重建另一种乡村历史，不啻徒劳无功，而且还会疏远民众的历史记忆，离开历史现场，从而丧失历史研究应具有的文化诠释能力。如果只是在这种套路下发掘更多的琐事，呈现更多姿多彩的情节，固然可以让历史更加有血有肉，富于魅力，但要从细碎化的历史理解中引出对当地社会文化更有深度的诠释，其所能获致的成效也不见得令人满意。
石坚平君积十年之努力，从走进广州近郊的乡村，搜集乡村民间的文书开始，探求透视乡村社会的学术视角，修炼理解乡村文化的学术素养，积聚再现乡村历史的地方知识，然后用他的眼光，解读沥滘村两群不同姓氏人群的故事。本书讲述的沥滘村的故事，仍然是在上述珠江三角洲乡村历史叙事的基本结构中展开，从当地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应对的政治经济关系切入，通过几百年间沥滘村不同群体的历史活动，对这种历史叙事模式进行了诠释和解构。在有关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社会研究著作中，从一种学术关怀出发，如此细微地解读一个村落几百年的历史，是难得一见的。
石坚平君讲述沥滘村故事的眼光、方法以及具体见解，明显深受大半个世纪以来几代人类学者、历史学者以华南为主要区域展开的学术研究传统的影响，作者是如何在这一系列经典性的研究中吸取学术的智慧，已经在书中有详细的交代。书中讨论的话题、视角，乃至具体的文字表述，处处都表露出作者非常努力地用前人研究形成的见解，运用到阅读沥滘村的历史之中。1950年代以后对华南乡村社会的经典性研究，先是由一批人类学家开启，继而影响了一群历史学者展开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提出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建立起一套在理论和方法上均有相当深度的解释体系，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对本地的历史认识与书写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近年来才在少数年轻学者的地方历史研究中产生一些回响。石坚平君的努力，以敏锐的眼光驾驭那些从地方文献和田野经验中获取的资料，一方面利用一个村落细致的历史资料，对前人经典性研究提出的理论与方法作出了回应；另一方面也把这些经典研究的视角与思路，运用到村落历史的重新建构中，努力打通象牙塔中学术研究与公众历史书写之间的联系。我们期待这本石坚平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完成的著作，能够对珠江三角洲乡村历史的认知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在地方历史的研究中引出更有深度的诠释，并由此拓展地方历史的视野和研究层次。
学术界有一种似乎颇流行的印象，觉得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的明清时期乡村社会史的研究，过分强调王朝国家整合的力量，夸大了王朝教化的成效，视角过于侧重地方社会整合到王朝国家的正统化过程，而忽视民间社会的动力和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本书详细考察了沥滘村两个姓氏群体在明代以后如何一直努力通过“寻找”祖先故事、编织系谱、修造祖先祠堂等手段，培养士大夫文化认同，维系正统性的身份与权利。这种历史叙述，相信一定会更证实和强化了这种印象。事实上，石坚平君主要利用宗族文献重建沥滘村的历史，的确是地方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的过程，体现了王朝国家秩序与意识形态向华南地方社会的渗透。但是，如果以为这个过程是地方精英简单地执行或移植国家的制度或法律，是王朝国家按其意志将其设计的社会规范向民间社会推行，民间社会由此成为国家体制的一个复制品，就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了。书中叙述的故事的各色主角，当然都是很努力地以种种方式，给自己蒙上士大夫文化的包装，但他们绝对不是被动地执行王朝的意志和规范。他们各种行动的动力，从应对本地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产生，他们采用的方式与利用的资源，也建基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的条件之上。作者不但极力从由规范包装起来的文字记录中发掘乡村生活的现实，而且在把宗族文献作为主要资料来源的同时，收集记录了大量本地村民的口述传说，并以之同文字记录史料参证，相互发挥，展现了在文字记录世界中口述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看到王朝国家的秩序和士大夫的文化，并不是以它规范的模式在乡村中存在并被小心地仿效的，地方人士总是以本地的方式去处理身边的问题，但这种本地的方式总是会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中获得合理性，从而帮助他们达到自身的目的。
要从地方社会的脉络和逻辑中认识王朝国家整合的机制，需要以理解生活在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人群的活动为出发点。熟读仕宦文人的奏章宏论和王朝国家的法规政令的学者，在关注地方社会的时候，往往会从这些“国家意志”在地方上得到贯彻还是遭遇抵制的角度去提出问题并寻求答案，不太容易明白王朝体系下基层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体现着国家的存在，更难理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用来抗衡国家干预，维护本地传统与利益的行为，往往会以拉近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来实现，而民间性的文化创造与地方认同的营造，往往就是国家整合机制的形成过程。在地方社会历史研究中，这种认知能力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扎实而深入的田野经验。石坚平君在广州郊区的研究，是从整理一批零散的乡村契约文书开始，为了解读这些文书，他寻访了广州近郊的很多个乡村，最后选定了沥滘村作为自己深入开展田野研究的重点。他作为一个外地学生，开始时连语言沟通都有困难，更不要说这种调查很难被乡民们所理解，其田野工作遇到了多少困难不难想象，但他一直不畏艰难，锲而不舍。他在田野调查中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也遭遇了很多的挫折；他投入田野调查的毅力和努力，是非常令人钦佩的。记得有一年除夕，他在我家吃完年夜饭，马上又只身一人赶到沥滘村，去参与卫氏午夜的祭祀活动。现在大家读他这部书，可能会觉得他大部分讨论都是围绕着宗族文献展开的，如果没有长期深入的田野工作，很难想象能够在一个村落中获得这样丰富的文献，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深入的田野经验，他绝不可能对这些文献作出这样独具匠心的解读和诠释。
写一个村落的历史，几乎一无例外会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史料的缺乏与单调，更具冒险性的是，在研究中总是缺乏可以为零散的民间文献的解读以及乡村历史的重构提供可资佐证的资料。于是，作为一种无可避免的选择，研究者除了可从文字记录中获知直接的信息外，还要依赖研究者基于文献释读和田野参与观察经验培养出来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想象力去构建出完整的故事架构。加上还要借助和回应相关的学术讨论来展开这个故事，而研究者对抽象理论的理解和相关理论的显示适应度的把握，总难免有欠缺之处。在这种处境下，期待研究者贡献一个没有瑕疵和疏漏的作品，是不切实际的。无论如何，这只是一个乡村的故事，一个年青研究者用了十年的心力去讲述的乡村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珠江三角洲的所谓“宗族社会”是怎样形成的，可以引出很多思考；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也印下了一个学者在艰难的治学路上深深的足迹，他在一直前行着。
2013年4月2日写于台湾交通大学木淑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