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莞邑文人茶文化史事杂谈
作者：TSANG
原作时间：2018-08-10 刊于《中国茶叶》2018年10期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汉代茶已见诸史册，考古文物亦可证古人饮茶之习惯，直至唐宋茶道大兴，出现各类与“茶”相关的论著，明清文人对茶的品评更上层楼，各地名山也是名茶频出。广东茶文化历史悠久，英德茶叶早在明代便是贡品，广府人以早茶文化著称，潮汕功夫茶文化也不逞多让，今日东莞亦有“藏茶之都”的美誉。然而，广东的茶研究多以文化内涵、茶叶技艺和茶品分析为主，茶史研究相对较少。个中原因，与史料多寡有关，历代茶书较少论及粤茶，广东茶史材料多倚重于方志，往往片鳞半爪难以遍览全貌。陈寅恪“以诗证史”体现了诗文作为史料的价值所在，茶历来与文人紧密相连，茶史研究也应更加重视以“茶诗”证“茶史”。东莞作为粤中一邑，虽有高山，却无名茶，追述茶史，时常为研究者视为茶文化的“沙漠”，东莞茶史研究更是付之阙如。笔者在此试以明清莞邑文人的茶诗为线索，爬梳各类史料并加以比对辨析，就莞邑茶文化史事略作杂谈。
一、明清莞邑文人与茶品
陆羽《茶经》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1]可见唐以来南方便是茶之重地。东莞茶山镇之得名便与茶有关，据〔民国〕《茶山乡志·物产》载：“吾乡以种茶得名，梁武帝时僧人建雁塔寺于铁炉岭，沿山莳茶，清季万寿庵尚存古茶一树”，与茶山相连有山脉古称“卖茶岭”，史载茶山“富室所营嘉木动以千计” [2]。可见，东莞茶史悠久，早在公元六世纪时便开始种植茶叶，但此后由于莞香、荔枝等作物种植的兴起，种茶业逐渐在茶山销声匿迹，乃至1964年朱德视察茶山时感叹“茶山不见茶”，指示恢复茶叶种植生产，但改革开放后东莞茶场逐年减产[3]，至今东莞本地已不复产茶。
明清莞邑种茶业已式微，但检诸史册发现，时人所能喝到的本地茶大概有3种：一是大岭山阴茶，〔民国〕《东莞县志·山川》[4]记载在大岭山阴有紫霞泉，其“主峰产茶”；二是水帘山茶，〔民国〕《东莞县志·物产》载“今水帘山巅有种茶为业者”；三是新安茶，〔嘉庆〕《新安县志·物产》载“茶产邑中者甚伙”，其中著名的有“出于杯度山绝壁上”的“蒙山茶”“凤凰山之凤凰茶”“担竿山之担竿茶” “竹仔林之清明茶” [5]。上述茶叶虽未详种植时间与跨度，但莞邑在明代仍有农人种植。张家珍曾追随其兄张家玉抗清，失败后他返回莞邑，隐居山林，著有《寒木居诗钞》，其诗《山居》中提及：“春畦迟播谷，松径早收茶”[6]，不仅可证当时东莞本地有茶叶种植，而且由“春畦迟播谷”句可见时人对采茶时间十分讲究。
古今茶品皆讲究采茶时间，尤以春茶为佳，明代莞邑大儒陈琏便赞叹：“香分榄子焚金篆，茶拣春芽煮玉泉” [7] 。乾隆间茶山布衣林琼有诗云：“盈筐露带茶枪嫩，傍砌云笼笋耳尖” [6] 。所描写的正是春茶的细嫩。今人饮春茶多讲究明前茶和雨前茶，由于节令习俗变迁，古人一般把春茶分为社前茶、火前茶、雨前茶。“火前”实际就是“明前”，而“社前”则是社日前采摘的茶叶，春社通常为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社前茶约比明前茶早采摘半个月，因此尤为娇嫩珍贵，明清莞邑文人更是对其钟爱有加，明人戴华有诗赞曰：“遣兴耽欢秋后菊，忘怀却是社前茶” [6] 。足见社前茶在春茶中的地位。
古代茶品分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4类，明清莞邑文人多提及“龙团茶”，如清人陈昌言有诗曰：“中泠之泉不可汲，缸面谁试龙团茶” [6] ,乃唐宋时采用“蒸青”之法制成的饼茶，然而洪武间下诏罢贡龙团以来，明清便多以散茶为主，明清莞邑文人实际饮用龙团茶的可能性很小。明清莞邑文人或多喜饮青茶，明人翟溥福有诗曰：“银丝细鲙临池斫，粟粒新茶汲涧煎” [6] ,“粟粒新茶”可能典出苏轼《荔枝叹》，系泛指名茶，但也可能是实指福建武夷山名茶“粟粒芽”。可见“以诗证史”并不能以诗文为信史，这类以“龙团茶”或“粟粒芽”入典作诗的例子，所表达的只是明清莞邑文人对好茶的热爱。
莞人还喜以他物入茶或以茶为药，这或与岭南气候有关。史载莞邑出产“苦䔲茶”，有着“噙咽利咽喉之疾”[4]的功效，即苦丁茶。方志中还记载：“相思子……可以解热，俗呼凉茶”以及“梧桐有靑白二种，惟白者有子生……子可荐茶”[4] 。并记录了以茶代药之法：“令购江茶四两，浓煎，待痛甚热服取汗，如其言，果愈” [4] 。这种以茶入药、以茶代药的观念与中国人饮茶的起源是契合的，且不止于民间，历来是雅俗共赏的习俗。明人林光寓居莞邑名刹资福寺时，便曾记下：“烟罩枇杷树，香传枸杞茶” [4] 。此处的枸杞茶，具有提神养生的功效，据元代《饮膳正要》记载需要“先用雀舌茶展溲碾子，茶芽不用，次碾枸杞为细末” [8]，雀舌茶亦是当时明代莞邑文人所常喝的一种青茶，需要“选新嫩芽蒸过”，故时人陈琏曰：“茶烹雀舌赛琼芽” [7],可见他们对于茶品的选择和饮用上都是十分讲究的。
二、明清莞邑文人与茶具
明清以前，饮茶以饼茶为主，需熟碾后烹煮，过程繁琐，《茶经》记载的茶具便有25种。明初改饮散茶为主，“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 [9]，茶具因之从简。《长物志》所记载的茶具则主要有茶洗、茶炉、汤瓶、茶壶、茶盏5大类，从明清莞邑文人茶诗中所提及的几种茶具大致能够领略时人饮茶的情形。
明人冲茶工序与今大体相似，需先用形如碗式带隔层的茶洗将茶叶中的沙垢冲净，继而用汤瓶在茶炉上烹水，待水沸后再冲入茶壶。烹具在宋代已出现转变趋势，宋人罗大经便说：“近世淪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 [10]。这种烹水的汤瓶，据载乃是“形如竹筒者，既不漏火，又易点注” [9]，明代莞邑画家张穆曾撰《游深溪龙潭记》，记载与友人同游的往事，便提及“携酒、茗、墨渖、杖屦童子五人，持瓶钵沙弥一人”，其中的“瓶”当指“汤瓶”，其后又“呼童汲井中泉试茗” [4]，方可“瓦瓶春水自煎茶” [6]。清人冲茶也少不了这道工序，因此陈铭珪与陈澧品茶时，亦有“挈瓶效汲古，小坐神先清” [6]之句。
茶炉亦称为茶灶，诗文多作“茶竈”，清代才女林兰雪有诗云：“沉沉万籁寂寥天，侍女慵眠茶灶边” [6] ，描绘了一幅冬日的温暖画面。“茶竈”作为一种物象或意象，在明清莞邑文人的诗词中并不少见，可见乃是当时必不可少的茶具。清人刘辅元的《四时杂兴》提及：“竹炉茶冷思添火，自到墙阴拾树枝。”[7]竹制茶炉固然不能烧火，据说该炉源自明代高僧性海，其上圆下方，以铜为芯，外编以竹,明代王绂曾作《竹炉煮茶图》并述竹炉之用意：“僧馆髙闲事事幽，竹编茶灶瀹清流” [11]，此后文人墨客纷纷仿此题诗或作“竹炉煮茶”之图，清代还有以紫砂仿制竹炉的情况，足见“竹炉”所蕴含的文人意趣。
竹子以其四季常青、坚韧有节、中通外直的形象，素来被传统文人视为个人品德和精神追求的象征，且因其广泛种植，易于加工，所以许多日常用具都以竹为之，茶具也不外如此。明末清初的谢重华得赠斑竹茶盘一具，便撰写了《黎廷玉以斑竹茶盘见惠并赠佳铭赋谢之》[6]：
君不见湛园秀质方美德，琢磨既至成圭璧。又不见嶰谷良材备五音，时时欲作蛟龙吟。良工制物无巨细，尚象取材皆有意。周规折矩方且圆，表峻坊隅里坦易。奇文劲节凌湘江，一经屈抑始成器。霜华露液此中擎，脱离凡骨通仙灵。始知藏器待时动，捧玉持盈讵有倾。我承嘉惠三抚几，岁寒何可无君子。中虚外直斐然文，对此长如对故人。
此赋对斑竹茶盘刻画详尽，赞叹有加，更有“中虚外直斐然文，对此长如对故人”之感慨，实因谢重华乃是以物鸣志。他自少有文华，入清后却不再考取功名，隐居乡里，种香为业，屈大均便曾赞其曰：“相见无多万历人，白头冠箨是遗民”[12] 。莞邑自古多节义之士，如宋末抗元之熊飞、明末抗清之张家玉等，却不曾想到这种品格也可蕴涵在斑竹茶盘当中。
茶炉除竹炉外，也有“铜铸如鼎彝者” [9]。明清莞邑文人亦有使用茶鼎的，故而张骏有“茗鼎递清响，挑灯移漏签”、陈士钰有“依稀茶鼎秋摹细”、邓蓉镜亦有“试茗泉吟鼎”等佳句[6]，陈琏则更是“松下烹茶烧石鼎，竹边呼酒泻琼杯” [7] 。在松树下烹茶已是野趣无穷，以石为鼎则更显豪宕，据阮元《广东通志》记载陈琏时常与僚属赓咏于醉翁亭，有“小欧阳”之称，其形象由此跃然纸上。
除了茶炉、茶盘、瓦瓶，茶碗的形象也多见于诗文，常写作“茗椀”。此外，明代梁穗奇所描绘的“家儿且莫敲茶臼，待得醒来定有诗” [6]颇为有意思。茶臼本是舂捣茶叶的器具，唐宋时饮茶需将茶饼放入茶臼研磨成茶末，而明清多以喝散茶和冲泡为主，茶臼按常理不应出现。此处或是诗人用作意象，但亦可能与莞邑民俗有关。《广东新语》载：“东莞以芝麻、薯油杂茶叶为汁煮之，名研茶，谓能去风湿，解除食积，可以疗饥云”[12]，此种“研茶”亦称为麻茶，今日之东莞仍有青麻茶之类，其制法上大概与客家人的擂茶相似，都需用到茶臼研磨，故而诗中所言的“茶臼”或与此俗有关。
三、明清莞邑文人与茶文化
所谓的茶文化是在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因而亦可称为饮茶文化[13]。茶文化内涵不仅是有形的，如茶叶、茶具、茶艺，同时也是无形的，如茶俗、茶德等。过去由于莞邑茶文化的有形史料较少，挖掘不够，人们也往往忽略了莞邑茶文化的无形之美，以至于把此处当作茶文化“沙漠”。
施由明曾对明清文人与中国茶文化进行过全面的研究，结合历史分析了明清文人在“舒放性灵”的志趣追求中对中国茶文化的丰富，指出“明清文人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 [14]。他的结论可说是较为全面到位的，深刻反映了当时茶文化发展的历史风貌。在这种历史氛围中，明清莞邑文人茶事继承于传统，融合于乡俗，也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往来交游
《礼记》曰：“君子之接如水”，是以君子之交如水相汇，无虚妄之言的缘故。如果说水是良友，先苦后甘的茶水则可谓诤友，无怪乎陈琏直呼：“茶杯胜酒杯”[7]。因茶之品性，所以自唐代茶文化鼎兴以来至今，文人墨客往来交游，都喜以茶礼相待，故而清人陈锡祺道：“客至煮溪泉，鹤避茶烟起”，所讲的正是这种待客之道，更有兴之所至而忘乎所以的，道是：“客来但知呼茗椀，兴来不知据胡床” [6]。
当然，文人往来还须言之有物，茶只是一种礼仪，更重要的则是“茶话” “茗谈”。品茶之际高谈阔论乃人之所好，罗嘉蓉便说：“茶话有余闲，吊古高谈逞”，张其淦在《吟芷居詩話》中则认为“星命之说可助茗谈，若笃信之，则惑矣” [6]，故而文人墨客的茗谈更多地是讨论琴棋书画等雅好，陈琏便与友人约定：“何时乘兴寻君去，煮茗谈诗到夜分” [7]，又或如清人张以载：“煮茗烟笼鹤，弹棋石作枰” [6]，以至于有人难免“品茗不知相话久，半山残照晚禽还” [6]。
古代文人还常与高僧交游，旅途中往往选择幽雅僻静的禅院佛寺寄宿，与高僧禅谈夜话，撰下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明清莞邑文人也不外如此。明人苏亦堪青年时从父宦游路过罗浮山，便记下“老僧开门邀啜茶” [6]的往事，清人邓锡桢也曾邀僧人来家中茗谈，由此有“至柴门留雅咏，僧来石径待烹茶” [15]之句，这类诗句在莞人诗文集中十分多见。实际上，茶文化诞生之初，便与佛教有密切联系，既出于茶能提神醒脑的缘故，也出于茶所独具的品格精神之故，文人与僧人在茶事上汇于一处，乃是因缘际会。
2． 赋诗言志
茶不只是文人吟诗作对的提神饮料，更是文人赋诗重要的物象和意象。古今文人、僧人所撰的茶诗甚多，如陆游所撰与茶相关的作品便多达300余首。相比于唐宋的大家来说，明清莞邑文人所留下的茶诗是相对普通和较少的，《东莞诗录》中著录的历代莞邑文人诗文中，约有100余首与茶相关，而明人陈琏以《琴轩集》传世，留下茶诗14首，为明清两代莞邑文人之最。
茶与酒是文人助兴引发文思的重要辅助，有如李白“斗酒诗百篇”者，但更多如明人詹甘雨那般：“欲洗尘氛沁诗骨，一杯清茗话优昙”，因此他们多在茶杯中寻找诗兴，道是“啜茗赋新诗，清韵满宇宙” [6] 。
当然，茶诗并非都是写实，亦有不少是借“茶”鸣志或引作典故，如前述斑竹茶盘诗。作为爱茶之人，明清莞邑文人也爱读唐宋诗文著作，饮茶之乐在唐人卢仝的《饮茶歌》中其实早已悉数道尽，明清莞邑文人自然无须再多费笔墨，而多引用“七碗茶”的典故，如祁玉友之“何时茶七碗，林下共婆娑”，又如徐应龙之“愧无却暑千杯酒，剩有风生七碗茶”等诗句[6]，皆是以茶为典，叙述志趣。
3． 山水意趣
饮茶之乐也寓于山水。莞邑有旗岭、彭峒、深溪、大岭等山，罗浮名山更是隔江相望，因此明清莞邑文人也时常策杖远行，入山品茶。这种意趣一方面是因为“在幽雅的环境中才能将人心境引向宁静、淡远” [16]，正如方元采所言：“采薇石径残苔滑，煮茗霜林败叶干”，又如陈嘉谟游深溪山时所记：
侵晓呼僮载酒游，峰回路转景通幽。清风凉拂松千树，活水香烹茗一瓯。
石咽寒泉声带雨，山深暑月气如秋。危亭把盏凭栏坐，俯瞰神潭滚滚流。
不论是村居还是山行，他们所追求是在雅境中寻找雅静，而茶茗之乐则寄于其中。另一方面则是在于茶趣与水品紧密相关，历代论茶者无不论水，明人张源更是以茶为水之神，水为茶之体，而烹茶之水按陆羽之见，则是“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1]，因此明清莞邑文人无不喜得佳泉而试茗，黎焕章曾登临邑中彭峒山，得山泉而赞叹曰：“我闻此水清且馥，合供名茶烹蠏绿” [6]。
邓蓉镜更是钟情泉茗之人，光绪十一年冬曾与邑人同游罗浮山，汲石灶泉水烹茶，归来后赋诗曰：
宛安丹灶证仙缘，水激寒生漠漠烟。休问黄粱几时熟，个中煮石已多年。
似此泉甘茶最宜，在山原胜出山时。坐中有客真知味，对我微吟蜀道诗。 [15]
此后不久邓蓉镜又获邑人王苕生所赠厚街河田神仙水，欣喜之余挥笔撰诗十首致谢，连连赞叹：“淡水论交三十年，琼浆分我茗频煎” “煎得神仙水一瓯，茶甘舌本阅时留” [15]。由此可见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而茶人乃是乐于山水之间的。
4． 居常之间
纵然明清莞邑文人茶事蕴涵无限雅致，此为茶文化之“里”，归于俗务而居于平常，则是茶文化之“表”，雅俗共致方能显现茶文化精神，正所谓“知常曰明”也。
茶文化早已融入文人的生活中，他们有人安贫乐道，只需“茶灶笔床安顿好，清幽何减小篔筜”，也有自嘲读书人形象是“自惭尚带儒酸味，榻左琴书榻右茶”，还有女诗人描绘自己的生活是“萧疏风味评香茗，细碎心情计米盐” [6]。这些诗句并无丝毫俗气，反能品味出生活之细腻，也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
茶文化的这种寻常，也不只在于布衣百姓中，曾官至广西养利知州的明人梁绘，其《野话》所表现的茶趣正是在于居常之间：
偶逢野老向瓜棚，瓦钵盛茶话月明。坐久不知衫袖湿，半天凉露落无声。[6]
此情此景虽无山水雅境，亦非佳茗美器，更无鸿儒名士，但白描的画面，令人肃穆而钦服，如茶一般令人回味无穷。又如曾任泉州知府的明人王猷，暮春时节省耕于郊外，欣喜地记下见闻：“醉墨客书苍壁上，采茶人笑白云间”，乾隆间的贡生李应杠也是爱茶之人，晨起时“呼童犹未起，烹茗拾青松” [6]，这些在于居常之间的茶诗和茶事，比高谈阔论更具人情味，又如何能说这不是茶文化应有的内涵呢？
四、余论
回顾明清两代莞邑文人茶文化史事，可以发现东莞并非茶文化的“沙漠”。莞邑文人对茶文化有其偏好与追求，他们的意趣既代表着对茶文化传统的继承，也融合了乡土社会的特色，他们把这种文化追求寄情于山水之中与寻常之间，所写下的诗句则成为了最好的例证。
当然，从更为审慎的态度来说，笔者应当对明清两代的莞邑文人茶文化史事加以区别论述，才能更好地把握其时代特点，然而受限于笔者的研究能力，加之现有的材料似乎尚不足以支撑起这样的历时性叙述与比较，因此笔者仅能以粗线条的形式作共时性概述，是本文存在的较大遗憾，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这也反映出当前对东莞茶史材料的挖掘和整理，以及对东莞茶文化的研究是不够的。“藏茶之都”乃一时虚名，文化不是商业行为，只有在传统中继承和发展茶文化的内涵，才能散发出这座城市应有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陆羽.茶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1，75.
[2] 袁雨亭.茶山乡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第3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374.
[3] 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东莞市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274
[4] 叶觉迈,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M].东莞：养和印务局，1921.
[5] 舒懋官,王崇熙.〔嘉庆〕新安县志（校注本）[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234
[6] 张其淦.东莞诗录[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
[7] 陈琏.琴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 忽思慧.饮膳正要[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38
[9] 文震亨著，陈植校.长物志校注[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406，417-418。
[10] 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9
[11] 成乃凡.增编历代咏竹诗丛[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866.
[12] 欧初,王贵忱.屈大均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303,347.
[13] 徐晓村.茶文化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216.
[14] 施由明.论明清文人与中国茶文化[J].农业考古，2005 (4)：32-37
[15] 邓锡祯,邓蓉镜,邓寄芳.邓锡祯诗集·邓蓉镜诗文集·邓寄芳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8,117,141.
[16] 施由明.明清中国茶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