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拖延症患者”的“抗战”记忆
作者：TSANG
虽然取了一个颇有噱头的标题，但我想开宗明义：因自知是参编者中被肖老师催稿最频繁者，故自曝其丑以警示之——我算是一位“拖延症患者”。而所谓“抗战”记忆，既想谈谈参编《广东抗日战争志》的体会，也想谈谈自己在此期间的学习感悟。
主动请缨“战时经济篇”
肖老师主持的广东抗战志项目，于2018年中正式立项并启动。我则在当年6月被录取为肖老师博士生，9月入学，因此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编写组，得到了这个难得的学习与历练的机遇。
是年9月初，我首次参加编写组工作会议，会上肖老师公布了新的编目框架，并与大家讨论分工安排，我主动选择了“战时经济篇”。虽然经济史并非我所擅长的领域，选择时确几经犹豫，但依然做出决定。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涉及粮政、财政、地政等，与经济史密切相关，正好借参编机会多熟悉经济史史料；另一方面，战时经济篇确有数据多、专业性强等繁琐、难写之处，在课题组中可能不是许多人的首选，我作为博士生新生，自觉理应有所担当。
最终，老师决定由我承担志书第五篇“战时经济篇”中的前三章（第四章由钟健老师负责），不久又与黄嘉良兄共同承担附录中的研究著述目录与主要著述选介。2019年3月20日，历时约半年，我交出了初稿（第一版），到2022年7月17日，几经修改，在我这里已有6个版本。终稿时，我负责的部分共约64000字（见图一）。期间迭经老师催促，总算没有耽误结项及出版，也为本书完成贡献了微薄之力。
图一 战时经济篇的篇目变化及本文作者承担的主要任务
有些志书编写的“题外话”似乎也值得一提。抗战志项目启动后不久，2018年底，肖老师经历了一场手术。术后不久他就发来微信，问起我的学习和研究。督促完成课程作业、推进志书编写之余，他为我当时所参加的另一个重要项目“东莞明伦堂档案整理”提供大力支持，从编写组中抽调了几位骨干来支援。对此，我一直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过感谢。我以下图中的微信对话（图二），“不惜”暴露自己的“重度拖延症”，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对学生是如何耐心和循循善诱的。这并非我个人的“殊遇”，而是老师一贯的为师、为人之道。我相信师门同仁对此或多或少都有体会，这也是在专业知识之外老师所传授我们的最宝贵财富。
图二 本文作者2018年底至次年初与肖老师的微信对话
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过去，有不少“抗日战争史”，而从无“抗日战争志”。因“地方志”过去多为共时性的，抗日战争却是一历时性事件。要把广东抗日战争以“志”的形式编撰出来，无疑有相当难度。2018年9月项目启动会时，委托单位就对我们进行了相关培训，邀请方志专家陈泽泓先生授课。陈先生除强调“横分竖写”这一大原则外，还特别指出“志是以资料为主体”的。抗战志作为一种特殊“方志”，在体例上没有商量余地，因此编写组很早就开始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肖老师带领编写组成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地方档案为例，肖老师与同学们曾先后到过省内外30多家档案馆，个中之艰难曲折，想必有过较多查档经历的史学研究者都不难体会。经过近三年“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功夫，我们获得了一大批在过去广东抗战史研究中未见或未被使用的资料，为本书的编写以及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着手编写“战时经济篇”的第一件事，也是搜集和整理史料。得益于近年来电子数据库建设迅猛发展带来的便利，许多资料都能线上直接访问、获取。更重要的是，我们编写组及肖老师师门内，均秉持资源共享、不分你我的理念，许多成员和同门主动分享珍贵的资料，也为我的撰写提供了史料支撑。比如谢圣庚兄有着惊人的网络资源检索能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就我个人负责的部分而言，初稿完成后，我明显感觉有关田赋征实一节过于单薄。经老师提示，本院有一篇硕士论文是关于战时广东国统区田赋征实的，后由一位师妹为我借得，这为我修改和充实田赋征实这一部分提供了很大便利。
肖老师对于寻找重要资料与分享资源，十分重视，身体力行。对于从省内外各地搜来的档案，老师会自己先过眼一遍，然后将相关的档案资料直接分发给各章节负责人。他自己平时研究、阅读，凡有重要发现，也总是提醒或告知相关的撰写者。到2020年后，此时书稿在老师手上统改，则直接将重要发现插补入相关章节。另外，我负责撰写沦陷区经济一章时，发现陈胜粦先生的《论日军侵粤对广东经济之影响》一文对本章有重要的价值。然而，收录该文的论文集很难找。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于台湾，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也仅藏有一本，且已外借。后来，还是肖老师辗转托台北的朋友，催促那位外借者提前归还，并代为拍摄此文，使我得见这篇文章，并借以对沦陷区经济一章多有补益。在全书编写过程中，类似的细节还有许多。我们全书各章节的编写者，很少有感觉史料不足或无米之炊的。
坐拥如山的史料，不免喜忧参半。来自地方档案馆的档案史料，多为未经系统、专业整理的第一手资料；它越多，意味着后期整理的工作量和难度也越大，更遑论编写阶段对这些史料的选择与编排。传统的史学训练，是要对研究主题相关的史料做史料长编，梳理其脉络的同时，也备写作时取用。“战时经济篇”的史料整理也许还特殊一些，就是大量数据的处理问题。经济领域的数据总是大量存在的，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包括统计口径不一、不同年份统计类别不同、数字抄录有误、文字漫漶不清等等，故本书所涉及的数据和表格，往往需要付出比非数字之文字史料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摘录、制表、核对以及考证、换算等。有些表，史料中或前人研究中已有，且较规范，只需依样“画”过来。有时，史料中的表为竖排并从右到左，只需将该表进行“翻转”即可，问题也不大。但也经常存在需要对原表格数据进行换算的，有时则需要将二手资料中有可疑的表追查到一手资料的，还有要将多个表合并为一个表的，乃至需要增加原表的统计类别或将不同的表的数据进行对比等更复杂情况，这些都是无法投机取巧的。这些工作难以直观呈现于文字，但最容易出错，因此我对于本志书中数据的处理与使用（属于我负责的部分），始终是诚惶诚恐的。
图三 本文作者所作之战时广东某地物价指数表
虽然号称“坐拥如山的史料”，要从中披沙沥金编出一本严谨的志书，仍然不容易，而要从中产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就更难了。我们编写组不乏正在读硕、读博的同学，在参与档案收集及志书编写的过程中，利用上述资料和研究基础，几乎同步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并获得好评，这是皆大欢喜的双赢。我最初也有通过参与志书的编写产出学术论文的设想。然而，由于经济类资料全面但浅显、数据翔实但琐碎，如不能投入更多功夫，仍难以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参编本书期间，我也先后写过一两篇关于战时广东经济方面的论文。但由于选题等局限，加之个人学力有限，更重要的是本人“拖延症患者”的本性难改，至今没有太好的发表记录。这也说明参编之初的许多理想，与现实间常常有差距，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图四 本文作者所做的战时广东手工业的史料长编
在反复修改中定稿
在编写组45位成员中，我不算是前辈，也是“较大”的师兄了。然而，由于对自己的不足有充分的自知，我还是常常惶恐不安。志书编写起步时，同时面临完成博一学业和做好其他工作的压力；不久，家里又增添了新成员——小儿诞生。因此，坦率地讲，在编写组中，我个人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如其他成员的。加上我原来对经济史并不熟悉，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阅读和理解材料，阅读和理解前人研究成果，这就越发不敢轻易下笔，也影响了写作进度。课题组中，我往往最晚交稿，可谓名副其实的“拖延症患者”。
图五 肖老师对本文作者初稿的反馈意见
历时半年仓促形成的初稿，还很粗糙，离出版还有一段距离。肖老师作为第一负责人，多次通读“战时经济篇”的内容，并提出细致的修改意见。到中期评审后，更是直接操刀，大刀阔斧地改动和增删了许多文字。我负责的两个部分的最后出版内容，和初稿相比，均有全面的提升，故本书实际上都是我们这些成员与老师的共同创作。
外审专家和编委会成员单位的意见，也以专业的视角提供了全面的修改思路。齐家璐、邱捷、张晓辉、陈泽泓、王铁鹏等评审专家参与了样稿评审到中期评审、年度评审乃至结项评审，他们多次通读全书的审读，为全书提出了宝贵意见。为慎重起见，我将历次针对战时经济篇的评审意见制成汇总表，一目了然，以防有遗漏。
图六 本文作者所整理的外审专家历次评审意见
许多专家的评审意见都是极为关键的，不仅对于完善书稿有很大帮助，而且也是一种学术上的点拨。如张晓辉老师是研究民国广东经济史的知名专家。评审时，委托单位往往让张老师负责经济篇的审阅。而他所反馈的评审意见既全面又细致，有时更直接指出许多数据与史料的错误，使我有机会更正这些错误。邱捷老师关于战时全省耕地面积的提示尤为重要。由于当时各方、各种史源对全面耕地面积的统计数出入较大，我在初期编写时，未加甄别，直接照引。邱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的出入“违反常理”，提醒“不可一抄了事”；即便无暇考证，也应选择最可信的数据并加以说明。我在惭愧之余，也对邱老师作为史学大家的治学态度留下深刻印象。
修改与校对长达三四年，漫长而反复，也最为消磨主编与写作者的意志。随着不断修订，更多版本不断生成，本就容易造成版本混乱；加上负责校改的人在根据核对意见校改时，偶一不慎（比如，眼花），都有可能在纠正旧错的同时造成新错。2023年5月，此时出版社已完成第二轮质检，而我们还发现有“废墟”误改为“废圩”的问题，使老师和我错愕不已。后来老师告诉我，有人提出“墟”乃旧称，应改用今名“圩”，建议本书所用含“墟”之词均换为含“圩”之词。这一替换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却“误伤”了“废墟”等一两个词。
图七 第二轮质检后本文作者发现的小标题“大”问题
与此同时，我还发现“战时经济篇”第二章某节的第四级标题及其下一小段文字因故漏掉，从而造成第五级标题“上升”为第四级而其下则直接出第五级标题“（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怪事”。事后，老师对这问题何以造成，百思不得其解。当然，问题毕竟在无法挽回前发现并已挽回。因此，当晚快10点了，老师还在编写组群里指出：“抗战志，无意中发现一个‘大’错误，我们自己多次校对，及出版社三至四次校对及质检均未发现。”第二天，老师再次在群里点到嘉良和我，说我“发现了昨晚所说的一个存在了几年始终没发现的序号问题”。以上两次纠错，特别是后一个，因为已近出版边缘，差点就“既成事实”，着实“惊心动魄”。它给我们的教训是，对于这样一部“庞大”的著作来说，固然千头万绪，但任何一处细节都不能掉以轻心，需要反复的校对和确认。
盘点我的反思与收获
随着广东抗战志正式出版，这场近7年的“抗战”也告一段落。前不久，省地方志办公室对本书的出版进行了总结介绍，强调本书是“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工程”成果在全国首部出版发行的。作为寂寂无名的学生，能够与肖老师以及编写组的诸位共同编写和见证这个重要成果，可谓与有荣焉。
图八 本文作者近照
热闹的宣传和发布过后，我也在思考，参编抗战志为自己留下了什么？除了一本沉甸甸的书，还有很快就花完的课题费，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宝贵的东西长久地传承下来？
我想，首先收获的是友谊和信任。七年来，大家共同围绕一个任务，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纵使这个过程有许多艰辛和波折，甚至彼此间难免有误解，但大家的友谊和感情也因这个羁绊而升温。多年后编写组或师门团聚，参编此书将是大家最重要的集体回忆，许多点滴还会时常想起和提起，我想这是最为难得的收获。
其次，我们还收获了勇气和毅力。七年来，我个人并非没有考虑过放弃，但是基于责任，依然选择了坚持和坚守；我也相信以自己所积累的材料，也没有比我更好的替代者。现在，大家集体的“抗战”已经结束，我个人的“抗战”仍在继续。但正是由于有了前一场“集体抗战”的经历，我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
最后，我还收获了史学研究上的思维与方法。七年来，我把与广东抗战之经济部分相关的基本史料都大体翻过了，也接触到不少相对少见的地方档案。整个编写过程，就是一次完整的史料搜集、整理与编排及史志写作的学术训练。我相信，这些付出与收获都是功不唐捐的。
当然，值得反思的事情、值得盘点的收获、值得感谢的朋友，还有很多很多，我也无法在一篇文章里全面叙述。毕竟，对于“拖延症患者”而言，没有让这篇文章拖得更久，让老师再次操心或劳心，已属不易；更多的动人故事就留待其他编写组伙伴们继续讲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