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鲨化虎”：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一种文化想象
作者：TSANG
原作时间：2017-03-13 刊于《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历代方志记载风物气候的传统，可以追溯至东汉时杨孚所著的《异物志》。史学研究者对物候资料的关注和使用相对较少，物候资料主要与舆地、气候、农史相关，且颇多怪诞之语，往往不为史家所取信。如（民国）《东莞县志》记载物候时，提及四月时鲨鱼会进入山麓中化作老虎，不免与常识相悖，（同治）《番禺县志》亦提及“海鲨化虎”之事，相关研究者则注曰：“似指一种地虫此时出现”[1]，但未加深入辨析，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上的岭南地区曾是虎患频发之地，关于虎患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黄志繁先生等人都有过详细的研究，但“海鲨化虎”因其看似离奇且无足轻重，目前则尚无人讨论。
一、历代“化虎”的主要方式
中国古代的虎类故事有许多，“化虎”题材更是占据着重要的比例，以明人陈继儒所作的《虎荟》一书为例，所录虎类故事215则，“化虎”题材便有68则。根据何胜莉的研究，这类“化虎”题材又可细分为图腾、宿命（天命）、报应、情爱和趣味五种主题[2]4。不过有关“化虎”的方式或原因，则仍有待分析。
“化虎”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应是“公牛哀化虎”，《淮南子·俶真训》有载：“昔公牛哀，转病也，七日化为虎，其兄掩户而入觇之，则虎搏而杀之”，高诱注曰：“转病，易病也，江淮之间公牛氏有易病化为虎，若中国有狂疾者发作，有时也其为虎者，便还食人者因作真虎，不食人者复化为人”[3]。可见汉代“化虎”被视为疾病，而能否复原则在于是否食人。
唐《宣室志》中亦记载进士李徵在赴任江南尉途中“舍于汝坟逆旅中，忽披疾发狂”[4]，然后失踪多年。此后御史袁傪在前往岭南的途中，在山林里遇见老虎，非但不吃人还能人言，原来便是李徵所化之虎，于是人虎促膝而谈，李徵娓娓道来衷情，并托妻献子于袁傪，想来便是已无法复作人形。不过食人后亦有复原之例，如《齐谐记》记载在晋太元年间师道宣“因病化虎”，食人无数，此后仍能复为人形，且出仕官至殿中令史，但因某日不慎道出“吾尝得病发狂，遂化作虎啗人”[5]3468，并道出受害者姓名，因此被捕饿死于狱中。
“因病化虎”的题材在文献记载中有着较高的频率，仅《太平广记》中便有十余例。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人傀》中亦记载：“唐书云：武后时，郴州左史，因病化虎，擒之乃止，而虎毛生矣。又宪宗元和二年，商州役夫，将化为虎，众以水沃之，乃不果。”[7]此二事不见载于《旧唐书》中，止见于《新唐书》，自然不可轻信，但仍可见时人之认识：“化虎”与疾病相关，且是可治或可逆的。
文献中的“化虎”题材还有着浓厚的巫术色彩，《冥祥记》详细记载了一种“化虎之术”：“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真虎……先尝于蛮中告籴，有蛮师云有此术，乃以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受得此法。”[5]这类记载也多与蛮夷相关，明人包汝辑《南中纪闻》记载了大量西南地区变形的事例，其中“云南蛮能化形为虎，以人为粮”[8]。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与“古时人兽同祖、人兽互化的图腾观”[2]5有关，而笔者认为实际上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基于华夷之辨的观念所创作的，其根本目的在于教化而非纪实。
与宗教色彩相关的“化虎”题材也有着相似的用意，如裴铏《传奇》讲述了唐代王居贞的奇遇，同居逆旅的道士终日不食，他以卑劣的方法逼道士说出真相：“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衣，即夜可驰五百里。”[5]王居贞大概也忘了孔子“无欲速，无见小利”之言，便向道士借皮化虎归家，还在家门前吃了一头猪，结果却是自己的儿子，由是酿成一宗人伦惨剧。这类披皮化虎和僧道化虎的故事，在《太平广记》等历代笔记小说中十分常见，所载也多是隋唐故事，这与当时释道二教的发展固然有着密切联系，以至于在经书中亦不乏“化虎”题材的踪迹，如《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卷之六》便谈到有女子为虎精所惑，产下四子均化为虎，幸得道士诵经受戒，才得以痊愈长寿。
明清以前的“化虎”故事中，人化虎占据了绝对多数。裴氏《广州记》记载：“兴宁县，义熙四年，忽有数十大鸟，如鹙，少焉化为虎”[9]，是所见唯一“飞鸟化虎”之例，而前述“海鲨化虎”在明清以前实为鲜例。
总的来看，历代的“化虎”题材均以“人化”为主，而“化虎”的方式，则往往与疾病、巫术和宗教有关，这类材料固然不能作为信史用于研究，但这类题材创作的类型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足以反映当时的社会认识与文化心态，这也是本文的立论之处。
二、“海鲨化虎”的文本流变
（民国）《东莞县志·舆地略三》载：“四月，佛桑红绽，高榕荫日，仙掌立，鲨入山麓化为虎，树兰缀珠。”陈伯陶按语提及，此材料出自钮琇的《粤觚·广东月令》，道光年间的阮元《广东通志》中转载，南海、番禺、香山三县方志因袭，陈认为东莞气候大略相同，因此也照录于下。事实上按文献的次序来看，（乾隆）《番禺县志》中已将钮琇的《广东月令》原文照录，而（同治）《番禺县志·舆地略四》的记载则略有差别：“夏四月，榴火明，柳成荫，紫菱照水，佛桑红绽，树兰坠珠，白雨以时至，仙掌立，鲨入山麓化为虎。”可见《番禺县志》并非因袭阮《通志》，但两条材料的结构和内容大致相同，应当系出同源，故而陈伯陶有此按语。
乾隆以来广东各地方志，在记载当地物候时，基本与上述两种结构一致，且从潮州府到肇庆府，均有府县方志照录不误，可见大部分编者在纂修时是没有加以辨析的，对于“海鲨化虎”这种离奇之事更是置于不顾，惟有（光绪）《四会县志·舆地略七》的纂修者作案语道：“然孟夏鲨入山麓化为虎……则非独吾邑所无，恐南海亦未尝见也。”实为难能可贵。
清代以来广东方志中所屡见的“鲨入山麓化为虎”这种文本，出自《广东月令》当无误，但钮琇的说法又来自何处呢？据钮琇自己所言是“爰采屈翁山《新语》，参以耳目见闻，戏为《广东月令》”[10]。
《月令》本是以四时为纲、月份为目，记载节气、物候、时令等事的体裁，《礼记》中存有《月令》，此后有人仿照其体裁作月令，方志中记载气候时多见。钮琇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被任命为高明知县并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于任上，居粤六载，性喜游览，与陈恭尹交好，其《广东月令》一篇既有引述屈大均《广东新语》的内容，也有自己的耳目所闻，而“鲨入山麓化为虎”一语则应当是出自《广东新语》无误。
“海鲨化虎”之事，以屈大均之记载最为详细：“南海多鲨鱼，虎头鳖足，有黑纹，巨者二百余斤。尝以暮春至海山之麓，旬日化为虎，惟四足难化，经月乃成。有虎皮、白皮、料影三种。①鲨鱼亦能化虎，故凡炳炳成章者，虎之虎也。纹直而疏且长者，鲨之虎也。有见鲨之虎者，但击其足则毙之。或曰鳄鱼一名忽雷，秋时亦多化虎而三爪。然则南海之虎类多矣。鲨与鳄之所化者，人犹能识之，人之所化者，未知何状。或曰：今之世未见有人如牛哀之化虎者也，止见有虎之化人耳。噫！”[11]
屈大均不仅详述了“化虎”之鲨的特点和“化虎”的过程，而且谈到能“化虎”的鲨鱼有三种，以及鳄鱼亦能“化虎”，结尾的感叹也可见他对世人之看法。然而屈大均对于“海鲨化虎”的认识，又是来自于何处呢？
“海鲨化虎”之说见载于册是在唐代。西晋左思《吴都赋》言“沈虎潜鹿”，唐人李善注曰：“虎鱼，头身似虎。或云变而成虎。鹿头鱼，头有角似鹿。”[12]可见唐时已有鱼能变虎之说，唐人徐坚《初学记》引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虎䱜，长五丈，黄黑斑，耳目齿牙皆似虎形，惟无毛。或变乃成虎。”[13]䱜鱼即是鲨鱼是也。《临海水土异物志》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沈莹为三国吴人，其书已佚。《异物志》亦云：“东海有虎错，或时变成虎，将是此耶。《吴都赋》所谓沉虎潜鹿也。”[9]11其内容大体与沈书相似，有论者以为该书即是东汉杨孚所著《南裔异物志》，亦有论者以为与沈书乃同书异名。《异物志》本就是汉唐以来常见记载地方风物之体裁，难有定论，但如若徐坚所引无误，“海鲨化虎”最早应当可以追溯到东汉三国时期。
如前所述，“海鲨化虎”在汉唐以来的文献中一直是鲜例，直到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嘉佑中，海州渔人获一物，鱼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两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长八九尺。视人辄泪下。舁至都中，数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见之，谓之海蛮师，然书传小说未尝载。（疑此物即虎头鲨也，能变虎。②）”[14]沈括并未直接谈到“海鲨化虎”，但“海蛮师”之名确实令人不免联想到“化虎”之事，故而明人旁注“即虎头鲨也”。清人金武祥亦载：“土人云：‘近海处虎为鲨鱼所化。’余按《赤雅》云：‘海蛮师鱼身虎头，无鳞甲，短脚利爪，浑身豹文，长八九尺，见人泣数行下，蛋人辄网得之。’此盖化虎而未成者也。”[15]
沈括比前人对“化虎”之鲨的记载更为详细，但明以前的“海鲨化虎”，对于其形变过程并无具体描述，而明以来对“海鲨化虎”的记载愈加详细，且内容也大致相同。考诸文献或以明人黄衷《海语》所载为最早：“鲨有二种，鱼鲡之鲨，盖闽广江汉之常产。海鲨，虎头鲨体，黒纹鳖足，巨者余二百斤。尝以春晦陟于海山之麓，旬日而化为虎，惟四足难化，经月乃化矣。或曰虎纹直疎且长者，鲨化也，炳炳成章者，常虎也。”[16]其后慎懋官、罗日褧等人悉采其说，亦可见屈大均之所本。
至于“有虎皮、白皮、料影三种鲨鱼亦能化虎”之说，亦始于明代，陈继儒《虎荟》载：“尝见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种鲨鱼，皆能变虎。”[17]方以智亦云：“荐叔曰：海中有虎皮、白皮、料影三种沙鱼，皆能化虎。”[19]此二者亦当为屈大均所本。
值得留意的是，屈大均所记“鳄鱼化虎”之事，方以智《物理小识》亦有此说，应出自唐人郑常《洽闻记》：“鰐鱼别号忽雷，熊能制之，握其觜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临海英潘村多有之。”[5]可见岭南地区亦有“鳄鱼化虎”之说，但从文献上来看，显然较“海鲨化虎”之说更为少见。此外还有“海鲨化鹿”之说，此说或以“沈虎潜鹿”为源，但记载甚少，明清时有数例在闽台，而绝少在广东。
总而言之，“海鲨化虎”在文本上经历了一个由略到详、由少到多的过程，明人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与明代文人喜刻书、重小说家的文化特点[20]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此后清人在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创见，但钮琇套用《月令》体例的改写，则将其由“杂录”类的文本转变为“气候”，而广为清代广东方志所引用。
三、“海鲨化虎”的想象建构
想象的建构离不开人的主观认知，更离不开客观现实，建构的过程是一个虚实层叠的经过。“海鲨化虎”并非历史的真实记录， 但之所以能在明清时期成为一种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文化想象，离不开这种建构过程。
一方面，“海鲨化虎”与“化虎”的建构过程是同源的。“化虎”故事一直有着特定的地域色彩。如《太平御览》引《括地图》云：“越俚之民，老者化为虎”，又引《博物志》云：“越雋国之老者，时化为虎，宁州南见有此物”[6]，以及《搜神记》、《齐谐记》、《五行记》等所载魏晋及以前的“化虎”之事多在南方。《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所载唐五代“化虎”之事，也往往与岭南或西南两地相关，至于明人所作《虎荟》一书，记载的宋以后的“化虎”事更是多记载发生在湖广、江浙。根据研究者的统计，晋唐宋元以来，虎患在南北均有分布，而唐宋以后越发严重。[21]
古代中国的开发乃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渐次向南推进的，南方地区作为历代政权的主要拓展地，是人类活动较为频密的区域之一，但又因其开发程度较低，人们对其了解甚少，所以历来岭南和西南等地往往被视为瘴疠、蛮夷之地，茂密的山林与湿热的气候更是为其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早期文献中便往往充斥着各类离奇古怪的记录，这种书写传统被继承了下来，也构成了人们对南方的想象基础，各版本的《异物志》正是对南方区域现实与想象融合的产物，这与欧洲《博物志》的书写传统亦有相似之处。
因此，在人们对自然认知和应对灾害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往往会对自然事物赋予人格化想象，加之传统伦理观念注重道德教化，人们也倾向于用道德教化来诠释虎患，[22]便创造出了大量与德教相关的“化虎”故事，而“海鲨化虎”是这类书写传统的延续与内容再造。
另一方面，“海鲨化虎”与“化虎”也有着一定区别：一是“海鲨化虎”在明清时期以前的文本中甚为少见；二是“海鲨化虎”在岭南地区以外的文本中较为少见；三是“海鲨化虎”并无任何德教目的。可见“海鲨化虎”一定有其独特的想象基础，并不能简单类比于“化虎”故事。笔者在此尝试通过几个问题来梳理一下“海鲨化虎”的想象建构过程。
首先，为什么“海鲨化虎”会在明清时期的岭南地区盛行起来？事实上如果对文献作更大范围的梳理，便会发现明清时期的岭南地区所有虎类故事都呈现增多的趋势，这也确实与虎患问题有密切关联。明清时期广东方志记载了大量“虎灾”、“虎暴”的事件，根据研究者对方志的统计，广东地区在明清两代见载的虎患共有145次，并指出明清时期岭南的大开发，挤压了老虎的生存空间，使岭南虎性彻底改变，频繁伤人。[23]正是虎患带来的社会恐慌，使“化虎”在当时再一次成为人们想象和叙述的重要题材。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早期的“海鲨化虎”多提及东海，乃至（万历）《嘉定县志》、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等少数明人的记录中，仍能看到“海鲨化虎”发生在岭南以外的区域。然而，到清代几乎所有对“海鲨化虎”的记载都是发生在岭南或南海区域。
其次，为什么“海鲨化虎”会把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水陆生物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异物志》这类书写传统下，任何生物都可能互相转化，只不过水陆生物的互化则往往发生在沿海地区，诸如“海鲨化鹿”、“鳄鱼化虎”之类的说法也并不罕见。不过，“海鲨化虎”多见于岭南地区。
究其原因，主要是海鲨对于岭南沿海地区的居民而言并不陌生。南海鲨鱼种类繁多，历代都有学者对其进行分类记录并加以命名，由于对陆生动物的认识较海生动物较早，所以命名的方式多以陆生动物进行类比，因此“虎鲨”“虎鱼”之属，一般都是由于其纹路或外形与虎相似而得名。加之二者习性与危害颇为相似，方志的记载中常见虎患多发生在春夏两季，而根据海洋生物学的研究，春夏两季也正是南海鲨鱼在近海区域活跃的时期。[24]历史上不只老虎有入城伤人的记载，鲨鱼靠岸伤人之事也多有记录，因此海鲨与老虎极易被岭南沿海居民联系在一起。
再次，为什么“海鲨化虎”的文本会在明代变得丰富详细起来？在“海鲨化虎”故事的创作上，明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与明人对鲨鱼的认识加深有很大关联，但也有很大的臆测成分。今人如果按图索骥，往往认为明人所谓“虎鲨”即是狭纹虎鲨（Heterodontus zebra）。狭纹虎鲨体淡黄色，有深褐色较狭长的斑纹，且头部不似其他鲨鱼一般尖，胸鳍似海龟鳍，因此对照文献记载的“虎头鳖足”、“纹直而疏且长”来看，似乎是相符的。然而狭纹虎鲨体长一般最多达1米余，性情较温顺，极少有攻击人的例子，[25]则与文献记载的“虎鲨”长度、重量、习性不大吻合。笔者曾听广东渔民谈到南海有老虎鲨，学名为居氏鼬鲨（Galeocerdo cuvier），在西方亦俗称为虎鲨（Tiger Shark），其分布极广，性情凶狠，常有攻击人的记录，危害仅次于大白鲨，平均体长2到3米，不过其体色偏褐且条纹较短，与文献记载的“虎鲨”的颜色、纹路不全然吻合。此两种鲨鱼皆为南海常产，可见明人对“海鲨化虎”的创作是基于多种鲨鱼的形象，由此便不难理解明人所谓“虎皮、白皮、料影三种鲨鱼亦能化虎”之语。
此外，文献中记载的两个细节也值得留意。一是黄衷《海语》引《草木子》曰：“鳞虫皆卵生，独海鲨胎生，故为鱼也最巨。”[16]此句亦为郝《通志》和阮《通志》等方志所引，黄衷认为海鲨皆是胎生，实际上并非如此，如狭纹虎鲨则是卵生的，而居氏鼬鲨恰是卵胎生。二是陆容《菽园杂记》记载：“闻都御史朱公英云：广东海鲨变虎，近海处人多掘岸为坡，候其生前二足縁坡而上，则袭取食之，若四足俱上坡；则能食人而不可制矣。”[18]朱英曾总督两广，熟知粤事，他对“海鲨化虎”的认识与黄衷略有差别，并非说“四足难化，经月乃化”，而是谈到沿海居民等待鲨鱼两足上岸之时，“袭取食之”。我国食用鱼翅的传统正是始于明代，而居氏鼬鲨恰恰是“肉质佳，皮制优质皮革，鳍制鱼翅，肝油入药”[25]的优选。由此亦可见居氏鼬鲨或是“化虎之鲨”的主要原型，狭纹虎鲨则因其形象对丰富文本内容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想象。
四、结 语
“海鲨化虎”这类荒诞离奇的材料，在地方志书中并不少见，但却时常不为人所瞩目，又或不求甚解，不过加以索隐其实或有意外收获，这大概就是谭其骧先生所说的“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之义。
我们无法还原“海鲨化虎”的真实面貌，但是通过对文本流变和现实基础的回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不断被建构的片段：它基于鲨鱼和虎患两种现实基础，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和接触不断加深，与之相关的信息片断也不断被叠加其上，进而成为一个细节丰富的故事，常见于各类笔记小说当中，更从方志体例的“杂录”进入了“舆地略”，也进入到清代文人诗歌的意象当中③，成为了明清时期独具岭南地区特点的文化想象。
一种文化想象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群体对其文化价值的选择和认同。与“人化虎”这类题材的道德教化目的不同，“海鲨化虎”在虚实间的不断流转，反映的是自《山海经》、《异物志》这类文本出现以来，历代文人对“语怪”和“博物”的喜好，也正因如此，可以让我们得以管窥古代文人在经义诗赋以外的趣味，历史的图景并非了无生气。更进一步而言，文化想象离不开地域性的建构，“海鲨化虎”的形成与水上居民可能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能得到更为丰富的材料以论证，这个故事的成型或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加有趣。
注释：
①此处引文原点校有误，应作“有虎皮、白皮、料影三种鲨鱼亦能化虎”。
②此句为后人旁注错入正文，明代以前版本均无此注。
③如张九钺《南丰门人汤璧光自南阳访我岭上途遇口占慰之》:“不见鲲化为鹏，鲨化虎。”（《陶园诗文集•卷十三》，岳麓书社，2013年，第387页）；魏源《黑龙江将军打围图歌》:“鲨鱼带甲可化虎。”（《魏源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629页）；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入网青鲨化虎难。”（《日本杂事诗•卷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6页）；彭诒孙《鲨翅》:“沙鱼能化虎，具见翼而飞。”（《茗斋集•卷十七》，四部丛刊续编景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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