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期、集期与诞期——关于悦城龙母三诞的浅思
作者：TSANG
原作时间：2016-09-27 刊于《文教资料》2016年25期
关于龙母传说的记载，据考最早见于刘宋时沈怀远所撰的《南越志》，而龙母自唐天佑年间被正式册封后，历代都有加封称号的记录，而关于龙母传说的内容也不断丰富起来，在各类典籍、碑刻中都能见到[1]。关于龙母信仰的研究，早在上世纪初就受到各方学者的关注，分别从文献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入手，至今已形成了为数众多的研究。龙母传说固然充满了神秘色彩，但是龙母信仰与其祖地悦城之间有着怎样的现实联系呢？
一、西江潮期与悦城集期
悦城，即今肇庆市德庆县悦城镇，地处西江中游北岸悦城河（古称灵陵水、程溪或程水）入江口，故又称水口墟。《德庆州志》记载，悦城始置于刘宋大明中叶，系将端溪、元溪两地拆分，分置了乐城、宾江、悦城、文招四县，其中乐城县治就是在现今的悦城镇，而悦城县治则在现今的播植镇。到了隋开皇十二年，又将悦城、文招两个县并入乐城，唐沿袭隋置，不过到了天宝元年的时候，将乐城的名字改为了悦城，而治所仍在今天的悦城墟。北宋开宝五年时又将晋康、悦城、都城并入端溪，统隶于端州，属广南路，自此之后悦城墟都属于悦城乡，民国以后改为悦城镇直至今天，不再复置县。
悦城最大的特色就是龙母祖庙，之所以叫做龙母祖庙是因为据传说记载，龙母是悦城人，且死后亦葬在了悦城，当地人在其墓旁修建了第一座龙母庙来纪念她。事实上关于龙母的身份一直众说纷纭，然而为何悦城得以龙母祖庙之名，也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清代《德庆州志》中记载：“水口墟，以五、十日趁集，灵陵水至此入江，唐悦城故县，有汛，有龙母神庙，有龙母墓。”可见当时尚无祖庙之称，而且悦城最迟在清代时已经形成了每旬两市，逢初五、初十、十五、二十、廿五、三十开市的阴历旬的集期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形成与西江潮期有着紧密的联系。
西江的潮水与珠江潮水有所不同，临海的珠江因海潮缘故是每日都有潮的，而作为内河的西江每月潮水的大小受到月球引力的影响较大。据有关研究者的实地调研数据表明，一般来说西江的潮期是：“每月的初一到初五行大潮，初六到十四行小潮，十五到十九再行大潮，二十以后则停潮。”[2]通过图表，可以看到悦城墟理论上一个月的6个集日里，初五、十五的集日刚好落在一个月两次大潮期的头尾，初十的集日刚好将小潮期等分，二十、廿五、三十这三个集日则正好将停潮期三等分。
集期与潮期的巧合并非偶然，正因为西江两岸的居民对西江有着极大的依赖，从而定下符合一定规律的集期。从悦城到周边几个主要的贸易点的航程来看，悦城到西江下游肇庆城区的航程约为45公里，到西江上游德庆约为43公里，而到悦城河上游的莫村约为55公里，到古有约为70公里，也基本上达到了悦城河可航行航段的全程。据研究者对当地渔民航行经验的调查，在有潮时期，从上述四个地点到悦城基本都是正好需要一天时间，而出于安全的考虑，船家一般都是早上行船，夜晚靠岸，尤其是对于专门捕鱼的渔民而言，一般停潮期或洪水期因西江难以捕鱼，也都会停泊在悦城墟的水口，或到悦城河上捕捞，以避潮期。
施坚雅的“运输-生产平衡”的概念，强调运输线网络在聚落形成当中的重要性。悦城正因此种地理优势，以及在西江自然规律的共同影响下，成为了连接西江上下游以及内河乡镇与沿江乡镇的重要中间市场。在集期的安排上也就可以看出在最初的设置上对于地理因素有着充分的考虑。再对比一下悦城周边的几个集镇的集期，可能会更好地反映出这一问题。悦城西江上下游有两个与之类似的中间集镇，一是上游北岸的九市镇，集期为4-9；二是下游南岸的杨柳镇，集期亦为4-9。而在悦城河上游的播植、永丰、莫村三镇，集期分别为3-6-9、2-5-8、1-4-7。一方面可以看到西江沿岸集镇与内河集镇在集期的设置上的差别，西江沿岸集镇一旬两集的设置主要是受到西江自然规律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从西江、悦城河上下游临近悦城的几个集镇的集期设置来看，也能看出对于悦城这个中间集镇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二、龙母诞期与西江潮期
除了集期之外，作为悦城特色的龙母信仰也和西江潮期有着极重要的联系，据《龙母庙志》的记载，龙母有三诞，其中生辰诞是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又称为正诞，以五月初八为正诞日，时间从五月初一持续到初十；得道诞又称为润诞，据说是龙母得道升天的日子，以八月十五为正诞日，时间从八月十四持续到十六；所谓华诞即是周年庆，正好在正月，其中主要又有两天，以正月初四为龙母开金印日，以正月二十二为龙母开金库日。龙母信仰的这几个节日也都分别被粉饰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赋予了极深的宗教意义。
然而龙母信仰并非只有民俗色彩，也有着浓重的经济色彩。据民俗学家黄华节在上世纪在悦城所作的田野调查发现，“本地繁荣，系于斯庙，且一切教育警政、公益等的经费，全赖庙的收入来维持。”[3]而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笔的收入，据民国时期曾任悦城税捐分处主任的梁伯超回忆，每年龙母的三个诞期，都会有数以万计的香客从各地赶来参拜贺诞，“悦城镇近郊，亦出现一个廪集了几十万人的临时市场，饮食业与土特产业，都兴旺一时”，1938年时不完全的统计，诞期的各项收入约共净收十二万元。其收入足胜众多中小集镇一年的收入，可见龙母三诞对于当地经济的重要性。
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地理因素。联系西江的自然规律来看，每年的6到8月一般都是西江径流量最大的时期，而造成径流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则是降水，[4]因此也被称之为洪水期。对比龙母诞期的时间，不难发现龙母正诞五月初八到龙母润诞八月十五这段时间，也恰好落在了西江的洪水期，龙母的两个诞日成为划分的重要界线。
两者并非无缘由的巧合，有研究者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提到，洪水期的时候由于西江水流较快较急，并且没有潮汐，因此是捕鱼的淡季，而走航运的在这一时期往往航行也十分谨慎，西江上游广西的许多渔民在洪水期时都会选择停靠在悦城水口岸边休整，或到悦城河上打渔，而每年春节的时候又会开船返回广西，而等到春节结束后重又回到西江中游，一些渔民也表示说之所以选择在悦城附近，是因为广东的河鲜售价比广西好，并且凭借着西江的水运通道，来往两广也并不困难。上文已提到由于悦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西江流域重要的中间集镇，因此渔民在休渔前后经悦城往来于上下游间，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可以看到，龙母信仰的几个重要节日，与其说是龙母自身的神话色彩所渲染的结果，不如说是在西江的自然规律影响和沿江居民自我选择的结果，这些节日、和仪式所呈现出来的宗教色彩背后，其实有着更为深厚的人文地理因素。
三、集期之变与诞期不变
随着时间的发展，由于现代化的因素，我们必须考虑到集镇的变迁的问题。悦城墟在形成后，在明清时期其集镇达到了发展的极大繁荣，而近代机器轮船的引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悦城的地位有所降低，但由于对航运较大的依赖性，也至少保持着传统市场系统的完整性，使悦城依然有着良好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德庆县政府成立了莫村、播植、悦城三个水运大队统一管理，到1969年时，德庆县一百多户水上人家分别在德城、悦城、九龙、回龙、绿水五个渔民新村定居，宣告传统的水上时代结束。改革开放后，年轻人都纷纷外出到珠三角地区打工，极少再有从事渔业或航运的，重拾旧业的往往都是1969年前后安排上岸的人。
1990年以后，各地纷纷修建各级公路，G321国道环绕悦城而过，几乎给悦城传统的水运业带来了最致命的打击。实地的调研发现，悦城房屋的密集度分布，虽基本保持原貌，但但随着对公路的依赖性愈大于对航道的依赖性，新增房屋几乎都是沿公路修筑，且大多从事餐饮、百货等与汽运有密切联系的行业。
交通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变迁，悦城的集期也被迫进行了调整，没有再因循原本据西江潮期所指定的5-10集期，而改为了2-5-8，西江上游的九市镇也面临同样的尴尬，原来的4-9集期变成了今天的3-6-9，而原本对悦城这个中间市场有着极强依赖性的播植、永丰、莫村三镇，不仅在集期保持着旧时的沿革，其繁荣程度也远在悦城之上，而据笔者对当地人的访谈得知，他们都表示除非在龙母节庆时，几乎都不会到悦城这里趁集。
悦城却并未就此没落，实际上今天的悦城有种难以想象的繁荣。龙母三诞时，依然有众多信众从海内外各地涌入悦城。笔者从现任龙母庙负责人处了解到，每年龙母庙单门票收入就将近500万，加上其他的香火钱和捐款，这个数目更是不可胜数。悦城的居民也有许多开起了商铺，出售香宝纸烛，或打着龙母的名号兜售各种纪念品，或开起饭店卖起所谓的“龙母斋”等，龙母庙门前形成了一条新的商业街，临近四村八乡的居民每逢节庆时也都会挑着自己种的水果蔬菜来悦城出售，前来烧香的信众也十分乐于购买纯天然的农家产品。然而平时非节庆的时日，集镇上则是一片萧条，只有稀少的信众，极难想象龙母三诞时的那种热闹。
集期的改变，是传统对现实的一种适应。诞期的不变，则是现实对传统的一种延续。悦城的变与不变，正是依赖龙母信仰所得的生命力。
四、结语
施坚雅模式是用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的重要范式，其在论述“运输-生产平衡”时，以两种模型来比较山区和平原定居模式的差异，并论证出前者“在一条现有道路上新建居民点不仅在经济上有利，而且往往是必然的——比如当原有道路沿着一条狭隘的山谷延伸时”，而“后者必须建在能使新居民点可使用的耕地达到最多的位置上——即建立在与三个原有的居民点等距离的地方，即使这意味着要开一条新路”。施坚雅的研究并未把江河作为普通路网来进一步论述，而通过对悦城的考察，可见西江及其支流亦宛如道路，江河两岸集镇的发展亦适用其模型。不过江河作为路网而言，可能必须将潮汐、水深等更为微观的因素纳入考虑。这些地理、经济的因素不仅影响着聚落的形成，也同样影响着民间信仰的成形。
施坚雅既讨论了新聚落点产生的条件，也论述了旧聚落点可能消失的原因，尤其是强调现代化因素影响下传统聚落的衰落。其理论是完备的，然而随着中心地的变迁和道路网的改变，聚落是否一定走向衰败？前二者固然主导着悦城墟古今盛衰的差别，也对龙母信仰的产生起着极大作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时至今日龙母信仰本身成了一种资源，成为了维持悦城这个集镇发展的优势条件，在这时候中心地、交通等等因素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重要。
通过以潮期、集期与诞期为线索对龙母信仰的考察，可见自然地理因素对历史人文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其变迁也让我们看到，经过沉淀的历史人文事项，如民俗、节庆、信仰等等，在今天亦可演化为资源，足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参见蒋明智：《论古籍、碑刻记载中的悦城龙母传说》，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2].李文：《西江流域的人群流动与龙母神话——以悦城为核心的人类学研究》，南沙“重构西江：明清帝国的建构与土著社会的演变”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9年。
[3].黄华节：《德庆悦城龙母庙的考察》，《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上·二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34页。
[4].游大伟、汤超莲、邓松：《近50年西江径流量变化与气候变暖关系》，《广东气象》，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