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伯奇与《续修南海县志》图
作者：TSANG
原作时间：2012年9月18日
邹伯奇（1819-1869），字一谔，号特夫，南海泌冲人，为县学生员，精于天文算学，为学海堂第一批毕业生，为人所称道之事便是自制了中国第一台照相机，亦自制天文观象仪、天球仪等，还著有《馨求重心术》、《求重心说》、《摄影之器记》、《格术补》、《赤道南恒星图》、《赤道北恒星图》等书，后世誉为近代广东第一位科学家。他另一项重大的贡献则是在于地图测绘方面，曾绘《皇舆全图》、《浔冈洲图》，同治年间还担任《广东图说》和《南海县志》的编纂职务，撰有《测量备要》一书专议测绘之事。
同治十一年（1872）续修的《南海县志》是以道光十五年（1835）的《南海县志》为基础的，据《续修南海县志职名》，邹伯奇任分纂，绘图为邹璡、罗照沧、孔继藩，前二人同为邹伯奇学生，后者为邹伯奇在学海堂的同年。虽所惜未及书成，邹伯奇便猝然而逝，但《续修南海县志》卷二《跋》中邹璡所记：“先生手书敦迫告诫，亟望其成而深惧其不成。尝曰：吾为此图以为天下法也。” 亦足知《续修南海县志》舆图其实为邹伯奇测绘思想之核心所在。
《续修南海县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同治年间方志地图测绘之集大成者，如此说是有一个比较的。
首先来看传统方志地图的特点。按照王庸先生的观点，方志是由图经发展而来，古制是一图一经，经为图设，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由于作为注解的经越来越多，加之在流传的过程中，图的传抄、刊刻难度较文字大，因此散佚也更为严重，到宋代时图经基本上过渡到方志的体例，志成为了主体，图成了附庸，许多方志甚至是没有图的。此前方志地图存在的几个突出的特点，也可称之为缺点。
一是方志地图的呈现形式，主要是以传统绘画技艺所描绘的山川形胜图，即便是疆域图、城池图等等这些，往往也更侧重于艺术上的表达，而不注重准确性，甚至出现了僵化沿袭的状况，如《四库总目》在评议《登封县志》时便指出：“惟他志景必有八,八景之诗必七律,最为恶习。”
二是方志地图的绘制方法，如上所说，由于历代方志地图更侧重于艺术性，所以对地物位置也就更注重于其相对位置，而其位置的考订又依赖于文献史料，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通过对传统山水画的绘制技法的比较，将此概括为“经营位置”的绘图准则。
总的来说，方志地图存在这样的问题，与其他传统地图的测绘发展大背景是相关的，虽然自东晋以来到清代，有裴秀、贾躭、朱思本、罗洪先等等这些优秀的制图者，也提出了许多极具深见的制图理论，如“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但明显这些测绘原则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
《续修南海县志》共有图一百五十九幅，分“省城图”、“南海学宫尝田图”、“县境图”和“总图”四部分，其中后两者是最能体现邹伯奇等人着力点所在的，读《图说》即可知其精要所在：
“地图画方计里以知地域广轮之数，其纵线相值为正子午，横线相值为正卯酉，此画图自古之成规也。然地为球体，欲布正方格如以方目之纲罩于球上，方圆之势不相应，故致远则窒碍而不通。盖布线于球，其横线当依纬圈，直线当依经圈，相距无盈缩。经圈皆凑两极渐近，赤道则渐宽。经圈虽不平行，而与纬圈常交正角，同经线则为正子午，同纬线则为正卯酉，此乃不易之理，而前人所未知。
惟我朝分遣畴人，测量各府州县经纬，著之于图，然后辨正方位，不失其实，其图但布经纬，而依率计里，广狭可知。外间摹写，或加方格而以虚点存经纬线，再三流传，或竟去经纬线而存方格，大失制作精意矣。
今为南海图，窃遵其法，推而广之，实测境内经纬南自九江堡海目山地二十二度四十七分三十秒，北至骆村堡莲塘村二十三度一十九分三十秒，止南北相距三十一分四十秒，每分画一线。其经度线即以省城中为中线，起西至镇涌堡西岸分水迳地计偏西二十五分，亦每分画一线，各注分数于旁。并于阑外画小格，每格为一里，以取计里之便。”
第一段是谈对于计里画方和经纬网的认识。中国人较为广泛地了解到经纬，是始自于利玛窦来华，到清初内府舆图的测绘也主要依靠传教士，因此也多有经纬，但传统中国士大夫对于经纬的认识和接受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道光年间阮元编修的《广东通志》是广东方志中第一个采用经纬图的，但在总图的按语中谈到：
“古人作图之法详于《晋书·裴秀传》，其例有六，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理；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后之作地图者，不从古法，第知开方而已。明时西人入中国，以天之度计地之里，于是有北极高度，东西偏度之图，矜为创获，讵知裴秀禹贡地域图已详言之，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数，此即经纬度也。马融《周礼注》东西曰广，南北曰轮。南北经度也，东西纬度也。可知裴秀之图亦用经纬度矣。”
这既可能是对于经纬的误读，也就是王庸先生和余定国先生所指出的清人对计里画方与经纬间多有混淆，也可能是出于托古之心，让经纬之法与传统中国绘图之法产生联系，但这基本上也代表了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于经纬与计里画方间的认识。这一认识到了邹伯奇之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高，对于地球经纬的曲率造成的高低纬度差值有了认识，因此进行了一番阐述，并认为：“此乃不易之理，而前人所未知”。
第二段是谈以经纬制图的流传的问题。“我朝分遣畴人，测量各府州县经纬，著之于图”指的就是康乾时期所组织的全国大面积的测绘，所成之图藏于内府，虽然普通人难以接触到，但是从《图说》的描述中来看，在坊间或许还是有传刻的。
第三段是谈南海县志图的体例。一是使用了经纬坐标，并且进行了具体的实测，使数值更为准确，一改之前诸多志书依从史料来考订方位的方法；二是基于对曲率造成的差值问题，改用省城中线（即零度经线）替代京师中线，使经纬定位更为精准，并且注解提及“欲知此地偏于京师中线若干度分，著以此地偏省城分与省城偏京师度分相加即得” ，可见换算极为便利；三是没有简单地舍弃传统的“计里画方”之法，仍将其作为读图的辅助，也正是认识到了“计里画方”之法在计算道里方面有优于经纬之处。
根据《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所收录的清代广东各州府县方志情况来看，同治以来包括《续修南海县志》在内方志地图使用经纬坐标的共有13部，虽然在比重上并不算太多，但相对于同治朝以前仅有1部咸丰《顺德县志》这样的情况而言，足可谓是一个极大的超越，而《续修南海县志》图也正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前人对于中国传统地图绘制的研究，或囿于时代背景，或囿于地域材料，往往认为中国的制图者十分落后，直到近代才开始真正的自主地图测绘。如王庸先生认为：“当时一班学者讲地理的，还是走着地理图志的旧路，注重在文字记载和考订上，对于科学的地图绘法几乎没有人注意。直到清季中俄界务交涉又起，中国人才重新输入西洋地图，注意新式图法。” ，“中国地图用新法测绘的，从清初天主教士测绘中国地图起，直到民国初期，可以说基本上是外国人‘越俎代庖’的。” 余定国先生在《中国地图学史》中也提出：“各省和地方上的地图工作人员并没有受到朝廷中地图学创新的影响，因为与耶稣会传教士们的接触主要限于朝廷。1773年在中国耶稣会解散以后，有一段时期中国文人跟外国学者互动的机会更加有限。满清朝廷接受外国理念的开放情形在乾隆朝后期开始消失，因为当时的学术转而越来越强调内向，以保存中国文化。”
从《续修南海县志》图的测绘来看，清人对于地图测绘的认识可能要远远高于我们对其的了解，比如王庸先生认为普通人所接触不到的康乾内府舆图，实际上与邹伯奇交好的陈澧就曾购得，“一为康熙内府图，一为乾隆内府图，皆刻本；一为道光时修《会典》地图写本”，并记载说“番禺吴菊湖刺史道光中在京师与潘谷香员外游厂肆，菊湖买乾隆地图，谷香买康熙地图，其价皆银二十两。未几，厂肆以倍价求菊湖还其图，菊湖不可。明日增五倍，又明日增十倍，菊湖怪而问之。其人曰：‘钦差武隆阿将往新疆，以不识地形，乞上赐地图。上许之而内府无印本，命取版印之。板已毁矣，故武公求之厂肆也。’菊湖曰：‘然则此希有之宝，虽十倍其价，吾不与也。’菊湖告余此事，并记之。” 联系上文所提及“外间摹写”，想必内府舆图流传未必如王庸先生所言。而邹伯奇本人在编绘《广东图说》之时，也曾提及：“上年正月郭抚台延请开局绘广东地图，今尚未脱稿，初余欣然欲教人行测，颇购诸器，又搜求番字沿海之图，自南洋至黑龙江口数十幅，又得番字行海洋历，所载日月星辰行度最为细密，可据以测定随地经纬矣。” 不难猜想这些资料对于邹伯奇其后编绘《续修南海县志》图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然而对于这些人在对地图测绘方面超前的认识，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归纳为西方文化的冲击，或是地理位置的便利，从阮元创办学海堂到邹伯奇、陈澧等在学海堂的经历来说，其中乾嘉学派提倡考据、注重实证、长于算学等传统的影响，恐怕也是十分值得讨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