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作者：TSANG

原作时间：2011-12-31

2006年出版的美国圣约翰学院华裔学者余定国所撰的《中国地图学史》是近年来中国地图史研究中极为难得的佳作，在学界得到广泛的好评。《中国地图学史》本是1994年芝加哥大学《世界地图学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后经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地理学系的姜道章教授翻译才介绍到国内来。著者余定国本人本为文学专业出身，参与到历史地理的著作的撰写当中来，本来就是非常难能可贵之事，但正如译者姜道章在译序中阐明的那样：“哈利和伍德沃德（《世界地图学史》撰写计划发起人）采取一种宏观的观点看待地图学史，所以他们特别邀约非地图专业的学者”[1]。正是得益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全书当中弥散着余定国独特而敏锐的气息，他对地图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在功用角度之余提出了美学的观点，尤为注重文学和艺术作品在地图绘制当中的重要性。

一

余定国认为在以前的中国地图学史研究中，存在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的问题，都过分地“将传统地图学视为数学的或定量的传统，注重研究比例尺、传统的抽象符号，以及实用功能，如设计、行政、军事功能等”[2]比如沙畹在研究禹迹图的时候便认为禹迹图是“长期科学发展演变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简单的量变到质变的观点指导下，此前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将地图学发展的历史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史平行起来，即是说按照时间的顺序来书写地图学史。余定国以良好的全局眼光在开篇便提出了这一地图学研究当中重要的范式问题，并批评了传统中国地图研究先驱学者王庸的这一写法，但我个人认为余定国在此有误读王庸之处。

1958年出版的王庸遗著《中国地图史纲》，本是其1938年出版的《中国地理学史》下两章专论地图的内容扩写而成的，应当说这一地图学史是在一个大的地理学史框架下的内容，并不能简单地目为割裂的部分。王庸全书首次有序地梳理了传统中国地图的源流与版本，对有关古地图的文献记录加以考述，并记录了明代利玛窦以来至近代外国人对中国地图测绘的影响。从全书撰写的纲要上来看，王庸确实遵循了时间性的原则，但是在内容上，王庸在突出裴秀、贾耽、朱思本、罗洪先等人对传统地图测绘的贡献之余，实际上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数学的或定量的传统”，在论述唐代贾耽绘《陇右山南图》时，王庸便论及：“他（贾耽）必须依靠文字来说明、补充地图所没法表现的事实。这亦可以说明裴秀以后中国的地图在本身上没有打开新的道路，只有向详备的文字记注上发展。”[3]王庸认为地志的兴起实际上也就是因为地图的绘制方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在后来的讨论中王庸对此也有着同样的认识，并未将中国地图学中的数学传统当作是定量持续的发展，所以恐怕并不能简单地把王庸的著作归入余定国所认为的那类研究当中。

除此之外，余定国对许多王庸之后的地图史研究学者都提出了商榷的观点，其中包括对李约瑟的研究。李约瑟在其代表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专以“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和“中国的测量方法”两章来论述传统中国的地图史，其中着重论述的内容其实是地图的测绘方法，通过对比东西方的制图学，李约瑟尤其强调古代中国制图的科学性，其中所提出“定量”的观点，也正是余定国所尤为批评的。

然而，余定国并非决然地否定了这种所谓的“数学的或定量的传统”，他承认这种解释“有脉络上的考虑”，但是他指出：“像这样的量度方法，不但应用于地图学，也应用于相关领域，如航海和天文学，因而这些方法多半是从其他学科发展而来的。”[4]也就是说他所否定的，是过度强调这种传统所带来对传统中国地图学的误解，他认为地图不只是可以代表距离，也可以彰显权力，施行教育，或是美学欣赏，如果仅仅将“中国地图学视为一个理性的、数学的学科以了解空间，这一观念导致无法研究地图的所有功用。”[5]余定国在不遗余力地批判这种研究方法的同时，实际上最大的努力是在于尝试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地图学的概念，即是他所谓的根据中国古地图本身的规范来研究中国古地图，这个规范并非对传统地图学的否定，也非对西方地图学模式的套用，而是主张纳入更多的标准来衡量，可以是科学的、社会的、美学的甚至是宗教的，强调的是一种研究眼光的拓宽。应当说，在这一点上对中国地图学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

余定国对中国地图学史的书写，按照专题又分成了四个方面，第一是讨论古代地图测绘的政治环境，第二是讨论地图的量度和文字注释的功能，第三是讨论古代地图测绘和艺术的联系，第四是重议欧洲地图学对明清以来中国地图学影响的问题。

虽然余定国极力强调按照专题的方式书写，但实际上在第一部分与政治制度发生关系，仍无可避免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来书写。余认为自秦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文官制度后，便形成一个历朝历代所沿袭的体制，而为了实现行政管理上的便利，所以这种体制是强调文牍的，地图也正是这种文牍中的一部分。余认为：“地图与政治文化在秦汉就已经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并且具有仪式的含义。领土的大小等于政治力量的强弱，这似乎赋予了地图某种政治力量，特别是在有关阴间的事物上。”[6]这一观点在后来的艺术史学者巫鸿的著作中实际上也有提及，他在《黄泉下美术》一书中以同样的秦皇陵的例子，强调了墓葬空间中所展现的图像呈现出来的“礼仪与象征的意义”。在这点上我们不仅可以看见地图作为图像在漫长的政治史当中的意义，实际上在如何应用出土材料来更好地理解地图史也有着重要的启发。然而，在这种“礼仪与象征的意义”之外，余定国也强调了地图在军事上、行政管理上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进一步阐明了他所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定量的传统”是来自于其他学科，而非地图学本身，因此才会出现各级政府都广泛使用地图却并没有产生太多的专业绘图人士的情况。同时，他也强调了地图对于传统中国文人的重要意义，其一是与长期以来中国精英分子所思考的天地人的哲学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二是古代的地图对于中国文人是“有价值的资料来源和研究工具”，尤其是在清代考据学盛行的时代。

第二、三部分是余定国全书论述的核心，基于在第一部分讨论政治环境的实用性的基础上，他强调在传统中国地图测绘所采用的数学的或量度的方法，是出于行政管理上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尤其是在占星术、水利、地籍测量以及城市规划和道路建设等等方面的需要。这是一个比较共识的观点，许多前人的研究实际也都认识到了这点，所以余定国进一步阐明的是由于应用这些方法的人都不是科学家，而是为政治目的而服务的传统学者，因此实际上他们在运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更为侧重以强调文字说明作为交通媒介的政治意味，从而传统中国地图学也就同时存在量度和文字描述的两种趋势。因而他认为：“对中国地图学来说，裴秀代表了这‘两种文化’的混合，即经验主义与考证主义的结合，经验感觉的证据与考证文献的权威共同形成了知识的基础……裴秀以后的地图学著作一直坚持文字考证研究的重要性、地图与文字注记的互补、以及量度的需要。”[7]一般的地图学史研究者都认为裴秀是最早应用“计里画方”方法的绘图者，但是余定国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且他对“计里画方”网格与欧洲所发展的经纬度体系进行了比较，认为后者的体系是一个数学结构，表示地球表面两度空间的投影，而“计里画方”网格则“好像是任意套在地图上面的”[8]，更指出在经纬网引入中国后，清代诸多学者对“计里画方”与经纬坐标的混淆。

对此，我们或许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在道光年间编修的《广东通志》中阮元曾写道：“讵知裴秀禹贡地域图已详言之，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数，此即经纬度也。马融《周礼注》东西曰广，南北曰轮。南北经度也，东西纬度也。可知裴秀之图亦用经纬度矣。”[9]这一观念既可能是对于经纬的误读，也可能是出于托古之心，让经纬之法与传统中国绘图法产生联系，从而让人们更好地接受，但这基本上也代表了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于经纬与计里画方间的认识。这一认识到了稍后的邹伯奇之时，便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高，对于地球经纬的曲率造成的高低纬度差值有了认识，所以在同治《续修南海县志》的图序中便已经提出：“此（经纬坐标）乃不易之理，而前人所未知”。[10]而在绘制《续修南海县志》地图时，邹伯奇便采用了经纬坐标，并且进行了具体的实测，使数值更为准确，一改之前诸多志书依从史料来考订方位的方法，并且基于对曲率造成的差值问题，改用省城中线（即零度经线）替代京师中线，使经纬定位更为精准，并且注解提及“欲知此地偏于京师中线若干度分，著以此地偏省城分与省城偏京师度分相加即得”[11]，可见换算极为便利，同时也并没有简单地舍弃传统的“计里画方”之法，仍将其作为读图的辅助，也正是认识到了“计里画方”之法在计算道里方面有优于经纬之处。通过这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到清代中后期时,一部分方志地图的测绘者对经纬的认识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根据《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所收录的清代广东各州府县方志情况来看，同治以来包括《续修南海县志》在内方志地图使用经纬坐标的共有13部，虽然在比重上并不算太多，但相对于同治朝以前仅有一部咸丰《顺德县志》这样的情况而言，足可谓是一个极大的超越，而《续修南海县志》图也正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第三部分余定国讨论了中国地图学与传统中国文学、绘画等内容的关联性，其实也就是对地图的展示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坚持对比中西方的差异，提出观点认为：“文字与图画的区分在西方很明确，但在中国就不是十分明确。这两种中西传统之所以不一样，源于双方展示概念和目的之不同。”[12]所以中国的地图学直到清代受到西洋影响后才“完全脱离视觉与文学学科的传统，成为一门展示的学科。”[13]在论述的过程中他讨论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地图与现实世界的表示、诗书画的双重功能性、传承的工艺技术以及从美学的角度探讨地图学与视觉艺术在概念上和风格上的关联，从而得出“地图即画、画即地图”，也就是认为传统中国地图的绘制存在的主观性和定性的特点，这也是对此前中国地图学的传统看法的一个回应。余定国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中国地图学的研究来说是耳目一新的，我们不知道在余书英文版出版时，对国内学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阙维民在1996年所发表的《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中也注意到了古代志书地图与传统山水画的联系，通过对志书地图绘制与传统山水画的绘制技法的比较，将此概括为“经营位置”的绘图准则，近年出版的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一书，在“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一章当中也对中国古代地图的主观性多有探讨，有许多观点无疑是和余定国在这一部分的讨论是相似的，但后两人的研究当中似乎都并未提及余著，大概是余氏观点所具有的前瞻性和通识性所因，正所谓是英雄所见略同者云。

三

在最后一章中余定国主要讨论了自明代利玛窦以来，欧洲地图学对中国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余定国似乎和王庸是有着一致的认识的，他在一开篇便指明：“实际上，在从16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地图学几乎没有受到欧洲影响的痕迹。中国地图学转变成欧洲式的地图学，并不像过去学者所说的那么快速，也没有那么全面。”[14]他更甚至认为：“1773年在中国耶稣会解散以后，有一段时期中国文人跟外国学者互动的机会更加有限。满清朝廷接受外国理念的开放情形在乾隆朝后期开始消失，因为当时的学术转而越来越强调内向，以保存中国文化。”[15]王庸在《中国地图史纲》中也提出: “当时一班学者讲地理的，还是走着地理图志的旧路，注重在文字记载和考订上，对于科学的地图绘法几乎没有人注意。直到清季中俄界务交涉又起，中国人才重新输入西洋地图，注意新式图法。”[16]，“中国地图用新法测绘的，从清初天主教士测绘中国地图起，直到民国初期，可以说基本上是外国人‘越俎代庖’的。”[17]但这一点共识或许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从前面所提到《续修南海县志》图将经纬坐标与“计里画方”并用的情况来看，清人对于地图测绘的认识可能要远远高于我们对其的了解，比如王庸认为普通人所接触不到的康乾内府舆图，实际上清代的岭南大儒陈澧就曾购得，“一为康熙内府图，一为乾隆内府图，皆刻本；一为道光时修《会典》地图写本”，并记载说“番禺吴菊湖刺史道光中在京师与潘谷香员外游厂肆，菊湖买乾隆地图，谷香买康熙地图，其价皆银二十两。未几，厂肆以倍价求菊湖还其图，菊湖不可。明日增五倍，又明日增十倍，菊湖怪而问之。其人曰：‘钦差武隆阿将往新疆，以不识地形，乞上赐地图。上许之而内府无印本，命取版印之。板已毁矣，故武公求之厂肆也。’菊湖曰：‘然则此希有之宝，虽十倍其价，吾不与也。’菊湖告余此事，并记之。”[18]联系上文所提及“外间摹写”，想必内府舆图流传未必如王庸所言。而邹伯奇本人在编绘《广东图说》之时，也曾提及：“上年正月郭抚台延请开局绘广东地图，今尚未脱稿，初余欣然欲教人行测，颇购诸器，又搜求番字沿海之图，自南洋至黑龙江口数十幅，又得番字行海洋历，所载日月星辰行度最为细密，可据以测定随地经纬矣。”[19]不难猜想这些资料对于邹伯奇其后编绘《续修南海县志》图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前人对于中国传统地图绘制的研究，或囿于时代背景，或囿于地域材料，往往认为中国的制图者十分落后，直到近代才开始真正的自主地图测绘，但从上述两则材料来看，这个时间或许是可以作适当推前的，而清代中国地图绘制者在中国地图学史中的位置也或可得到更进一步的讨论，而从阮元、陈澧、邹伯奇等人共同的学海堂之背景来看，广东一隅在地图学史中的重要性其实也大有可论之处。

在此并非对余定国的著作求全责备，实际上余氏本人也在卒章中指明了要义: “此处的目的主要是提出不同的观点，建议的程度超过定论的程度。传统的中国地图数量庞大，即使像本书这样篇幅的著作也难尽述，尚有未解决的问题和题目需要进一步研究。”[20]如果说王庸的研究注重于对地图史的梳理并为地图学史打下了基础的话，那么无疑余氏的著作也正是在这诸多前人的基础上，对中国地图学的概念进行了重刊，提出了新的思维角度，无疑为地图学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风。而且或是得益于余氏文学博士的背景，阅读本书时可以感受到语言极为扼要、精准，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建立在一个极为谨慎的材料基础上，让人读来十分信服。

不过对于余著又许多问题也诚如其言，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实际上许多学者也对余氏的观点提出了探讨，或是在相同的问题上有了更进一步的突破，正如韩昭庆所评价的那样：“地图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可用于国防、交通、经济建设及文教，地图的文学艺术性只是地图的一个方面，地图史研究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但是过分强调它‘画’的特点，会忽略地图的作用，模糊地图的功能和特点，淡化地图的特征，地图史的研究不免会本末倒置且容易迷失方向，故余书所提倡的一些角度不应成为地图史研究的主流，而只是地图史研究的副产品。”

可知，余著的意义更在于学术史上，而非地图学本身。但通读全书，无疑是裨益甚多，收获甚丰的。

参考文献：

[1]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9页。
[2]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页。
[3]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第45页。
[4]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3页。
[5]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0页。
[6]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60页。
[7]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15页。
[8]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33页。
[9] 〔清〕阮元修、陈昌齐纂：〔道光〕《广东通志》卷八十三舆地略一疆域图一，2b -3a，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九〕》，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道光二年刻本影印，第1394页。
[10] 〔清〕郑梦玉修、梁绍献等纂：〔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二《图序》，1a，〔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据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第5页。
[11] 〔清〕郑梦玉修、梁绍献等纂：〔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二《图序》，1a，〔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据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第5页。
[12]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2页。
[13]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1页。
[14]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00页。
[15]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23页。
[16]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第100页。
[17]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第102页。
[18] 〔清〕陈澧：《东塾集》卷二《记地图三本》，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00页。
[19] 〔清〕邹伯奇：《邹征君存稿》之《与冯竹儒帖》，26a-26b，《续修四库全书》第15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据同治十二年邹达泉刻邹征君遗书本影印，第512页。
[20]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