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中图书馆藏民国图书过眼录
作者：TSANG
原作时间：2020-10-15
十月十五日应友人所邀，往东莞中学翻阅图书馆所藏旧书，是因该批藏书有东莞明伦堂赠书之故。旧书藏室位于图书馆四楼，据友所述室内计有四万册旧书，其中约六成民国故籍，余下四成为解放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书籍，还有少量图书馆藏书相关档案数据。
友系受莞中校方所托整理该批书籍，工作目前已至尾声，书籍大多都已作归类。我于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将该室主要藏书翻阅浏览一遍，形成初步印象，亦有几本书籍留下深刻记忆。
通览全部藏书，民国书籍实占约四成，六成当为解放后书籍。解放后书籍按历史、文学、艺术等门类分置于十数个书架上，大概因为学生协助整理之故，归类较为粗糙，同类、同套书籍分别置于不同书架的情况不在少数，但我未直言，仅尽力将部分书籍调换至正确位置。
民国藏书中有六套万有文库丛书，每套均以独立书柜函装，保存状况各不一致。其中，三套有“黄师长质文赠”、“明生中学校藏”钤记，私立明生中学为民国二十四年李扬敬纪念其父李明生而创立，黄质文时任南路军第二纵队第八师师长，李扬敬时任第三军军长、东区绥靖委员等职，民国十八年李尚为六十三师师长时，黄即任其辖下第一二六旅旅长，此当为黄向明生中学捐赠图书之因缘；另有两套“民国二十五年夏月”、“明园主人藏”钤记者，明园为李扬敬故居之名，此当为李氏藏书；余有一套匾额书有“中华中学圕万有文库”，“圕”为近代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民国十三年所发明之缩略字，意即“图书馆”，可知当为中华中学图书馆之原藏，但未知为何处之中华中学，亦不知为何流转至莞中，邓尔雅曾于香港中华中学任教，不知与此是否有所关联。此外还见有书柜匾额一块，为梁少甫赠予明生中学之四库全书珍本，梁氏未详其人，其赠书亦无存。
民国藏书中又有东莞明伦堂赠书一批，友人悉数置于同一柜中，总数约有百十余本。书中多有“东莞明伦堂购赠”之钤记，为蓝色矩形单列而无图案，又间或见旁有“广东东莞明生图书馆藏书”、“东莞县立第一中学校图书馆”两种钤记，均为蓝色，前者为椭圆状，后者为圆形，皆饰有五角星。初以为该批藏书皆为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二十七年东莞沦陷前由明伦堂购赠之书，然据资料所考，莞中以“东莞县立第一中学校”为名，事在民国二十九年，系由伪县政权所立，原莞中则已先后迁往香港、常平、谢岗复学，此事亦见于杨宝霖老师所编之《东莞中学前五十年史料编年》上册第二一八页。
后又得见一本重要书籍《新日本外史》，该书由日人菊池宽所著，国人陈致平所译，出版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发行者为中日文化协会广东省分会，封面有上述“东莞县立第一中学校”之印，下方又有“中日文化协会广东省分会赠阅”之印。该会名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之学术团体，实为日敌与伪政权对中国民众施行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之组织，汪精卫任其中方名誉理事长，该会亦由日本重要侵华机构兴亚院资助经费。该书为“中日文化丛书”之第一辑，主要介绍日本所谓二千六百年之历史，其用意自然不言自明。该书虽非罕见，但有两个钤记为证，史料价值倍增。由此亦可旁证上述明伦堂之赠书，亦应当是在伪校办学之时，进而或可证购赠图书之“东莞明伦堂”亦可能为伪政权控制下的“东莞明伦堂沙田整理委员会”，而非当时蒋光鼐主持下的“东莞明伦堂董事会”。然而此处亦产生新疑问，即是彼时明生中学也已迁往他处，且伪政权并未成立伪明生中学，上述“广东东莞明生图书馆藏书”当属何时期之钤记、“明生图书馆”是否即“明生中学图书馆”，“明生中学”如何又与伪明伦堂发生关联，诸多问题仍有待考据。
其余民国藏书中，还散见各类印章，有“东莞县立中学图书馆”、“东莞县立中学分校图书馆”“东莞县私立明生中学图书馆藏书”、“明生中学图书馆藏书”、“东莞明生中学校友会”、“李扬敬赠明生图书馆存”、“李慧周敬赠明生图书馆惠存”等钤记。可见其中有为数不少的民国藏书与李扬敬以及明生中学有所关联，明生中学在民国二十七年东莞沦陷后，曾于民国二十八年与东莞中学、石龙中学共同迁往香港成立联合中学复课，解放后一九五零年又与济川中学等校被并入东莞中学，原明生中学亦成为莞中分校，应当在此时期明中藏书归入莞中，该批藏书亦构成莞中民国藏书的重要来源，由此亦可见当年明生中学藏书之盛。此外，还有少量有“东莞县立第四中学纪念”、“东莞县立第四中学校惠存”、“东莞县立济川中学”等钤记，济川中学即为四中，这些亦应当是解放后合并入莞中的图书。
翻阅图书之余，借机于午间在校园内走访。查光绪三十四年中学校图，图书馆现址即为宝安书院旧址，传达室处仍有宝安书院碑，字迹漫灭已不可认；图书馆西北侧为邓蓉镜、邓尔雅故居，以麻石、青砖筑墙，以红砂岩筑地，为寻常岭南民居，无甚特别，宅内已空无一物，惟四面围墙有莞中历代学人之手书，镌刻于大理石面并嵌于墙上；又踏寻报功祠，现已成总务处办公室，祠正门仅余一匾书“报功祠”，又有一联书“遗泽永留沙万顷，前嶶崇祀庙千秋”，侧门有一碑刻载四君子名姓，并述该祠沦陷期间为日敌所毁，此为一九四六年重建者，前朝往事湮灭至此，字句之间已难究其竟。
匆匆所见，所知所得极为有限，莞中所藏旧书之来源及其背后故事，仍有诸多值得细致梳理探讨之处，但愿此后仍有机会一览，或参与整理，则有更多可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