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庄故事 | 华侨中学的肃反冤案
作者：TSANG
原作时间：2010-01-09
在曾祖的墓上，爷爷也说起了许多以前关于他们的往事，过往岁月多少事，看罢新坟看旧坟，这些都只能是徒增我们这些晚辈们的伤感罢了。从山上走下来，爷爷决定带我去以前的祖屋看看，那里离着也大概有一二里的路，我们决定慢慢走过去。
爷爷自从罗岗中学考入梅州师范学校以后，就一直很少再回来过官庄的老房子这里住，他在梅州师范毕业之后，本以为分配了一个好工作，但不曾想到另一场政治的风波又到来了。
1954年，我就从梅州师范毕业，然后就服从分配，到梅县华侨中学教书 ，当团委书记兼理化教研组的组长。期间呢，我被梅县县委肃反办公室抽调去工作，我那时候去过好多地方，上海啊，武汉啊，那些的，主要是去落实对证材料，对梅县的一些党政部门的领导同干部进行审核，我还被评为过“肃反积极分子”。当时阶级斗争很紧张，有人话（客家话；说之意）我家庭成分有问题，所以我在肃反办公室做了两年就清退回学校里面了。
后来呢，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原来做肃反工作的我，半年后很快就受到了审查，话我是右派。我被审查的原因，除了家庭成分问题之外呢，我觉得同我性格也有关系，因为我什么都敢说。刚到华侨中学那时候，苏联正正（客家话；刚刚之意）由赫鲁晓夫掌权，他上台后呢，就对斯大林批判，话斯大林是个人崇拜。我觉得赫鲁晓夫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批评赫鲁晓夫，那篇文章叫《以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爷爷回忆了一下文章大概内容，但没有具体说）。那时中苏关系还十分好，所以我文章一发出去有人话我：“反苏就是反共”，直到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这篇文章才有人话写得好。
1959年呢，审查我的人说我在华侨中学教书的时候，杀害了五个共产党员，要我老实交代，是谁派我来的。我觉得十分好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好笑的指控，就话我是蒋介石派来的。我话，你讲我杀了五个共产党员，那你去调查一下，学堂里有没有党员失踪啊？我都不过是一个教书先生，怎么样杀得到五个共产党员，真是笑话！
他们调查了我很久，也没有办法拿出证据话我杀了人，但是没办法，我还是被打成右派，开除团籍，然后留校察看，但好啲（客家话；好在之意）我还可以留在理化教研室。我记得当时梅县县委书记孙敬业①，在东山中学②礼堂作过一个报告，还点名提到了我，他讲，刘吐森由肃反积极分子变为右派，难道不可以从右派变为左派吗？③。
不过两年之后呢，局势越来越唔好，我又被下放到荷泗镇中心小学教书，那时就什么数学语文都教了。
每次爷爷和我说起自己被定为右派时候的事情，总是把它当成一件很可乐的事情来说的，因为他一直都把那对他杀害共产党员的指控作为一个笑话。而我每次听爷爷说起这件事，我都会想起关于胡风的案子。关于胡风的错案早已是一个定案，大家都对此十分清楚，可是当进一步去了解关于胡风的历史时，却发现胡风也曾做过许多对不起别人的事。1955年，胡风就曾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上过一封“万言书”，诬陷《文艺春秋》的主编范泉为国民党特务。事实上，范泉只是在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政府翻译过一些日军留下的资料，而胡风却以此为把柄，对范泉加以攻讦。胡风后来被打倒的时候，与他有深交的许广平又开始对胡风大加攻讦。所以同情胡风经历的时候，也免不了想起他的过错。我不知道爷爷在肃反办公室的两年里，是否做过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是否也像胡风一样，自己成为一个错案的同时，也酿造过一个错案。在反右斗争这场政治的纷争之中，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明哲保身呢？
政治的风向给那个时代的人创造了一种相互攻讦的便利，这既是政治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也是人性弱点在政治上彻头彻尾的体现，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人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除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曾经还有一些更加耸人听闻的事。假如说《墓碑》中所描写的大饥荒，因饥饿而吃人的事情尚能得到无奈的接受，郑义所著的《红色纪念碑》一书，介绍了文革时期发生在广西的吃人狂潮，倘若抛开真实性而言，真的是令人不寒而栗，这种由意识形态上的批判上升到对肉体的消灭，是多么可怕！这恐怕已经不再是一个关乎人性的问题，应该试问一句，在当时那种政治狂躁下，人性是否还存在呢？
注释
①孙敬业时任梅县县委第一书记，后任汕头地委副书记，1965年曾在海丰制造了打击彭湃之子彭洪及其家属的黑潮，引起群众强烈反抗，孙敬业的血腥镇压酿成惨案，惊动中央，孙敬业因此被免职接受调查。
②梅县东山中学，前身为东山书院，始建于1746年，叶剑英即毕业于该校，是梅州地区的重要学校。
③此根据受访人口述，受访人提起孙敬业的报告曾刊登于当时的《梅县日报》，但具体时间也不大清楚，故难以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