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或未曾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
胡汉民或未曾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

胡汉民或未曾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

胡汉民或未曾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

作者:TSANG

原作时间:2011-05-04


胡汉民是大家所熟悉的国民党元老,其早年追随国父孙中山,为革命而奋斗,中晚年主要生活在粤港,安于西南一隅,偶行于海外,主要以反蒋、剿@共、抗日为三大主张。胡晚年对中@共态度的微妙转变是我本科毕业论文所讨论的主题。

正是在准备论文的过程当中,阅读了许多难得的资料,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由于个人能力和材料难觅的限制,加之未来研究方向不在于此,所以许多问题都无法再进一步深入去探讨。这些问题在前辈师长们看来或并无价值,但于学生而言悬而未决就有意犹未尽的遗憾。故此将问题放在这里,也盼望对此感兴趣又有研究的师长不吝赐教。

胡汉民反@共之事多有研究,在此便不再赘述。然而,由于时局的转变,胡汉民在晚年对于中@共存在一些微妙的态度转变,较早留意到这一点的是陈红民和周聿峨两位学者,在他们合著的《胡汉民评传》(后再版修订改题为《胡汉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收入岭南文库)提到了:“胡汉民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因形势的变化而一直处在摇摆之中。但基本立足点并没从反@共上完全移开。对待共产党一贯仇视的态度,利用‘剿@共’问题道蒋和在民族危机形势下对‘剿@共’问题上的一些微妙变化,构成了胡汉民在反@共问题上颇为复杂,甚至前后矛盾的思想立场。”(陈红民、周聿峨:《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

在这说一句题外话,我觉得两位先生合著之书遗憾在于对胡汉民晚年的讨论并不深入,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试析胡汉民遗嘱中所见胡对中@共之态度》一文所希望做的,也正是利用新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以及胡在1936年归国后的公开言论集等材料来讨论胡晚年对反@共问题的矛盾性和政治性,实际上也正是尝试在两位前辈的成果上做一些微不足道的材料和观点上的补充。至于部分老师和同学误以为我此文是意在为胡反@共之事翻案,确实是误读了我的想法。

回归到正题来说。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来看,似乎现在许多涉及到胡汉民以及中@共历史的传记、大事记等等来看,都提到一点认为胡汉民在1934年所发表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即是《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了,在《胡汉民》一书中就曾这样提到:“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提出并支持发表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这个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等签名发表,胡汉民也是其中签名者之一。……但他为了抗日而同意中@共的主张……” (陈红民、周聿峨:《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8页)这一点被许多研究者所认可,相继引用或同样阐述说胡汉民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了。

然而我在阅读《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此文献原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后由陈红民先生整理、注释,于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条材料:

(王养冲注)查此会为宋庆龄等发起组织,而列先生之名,其宣言攻击国民党甚力,莫斯科中国所曾宣传其事,海外同志有私人间来函询确否者?(附俄中国报一纸)

(胡汉民批注)发起组织,我未署名,惟事若出于爱国卫民,则亦所赞许。所未慊者,两年来国内爱国团体已为南京政府摧残尽致,且所以供敌人蚕食鲸吞之具以时增加,盖彼卖国者直不许人以爱国也。故探本之计,亟宜知所先图,否则徒托空言,无济于事,愿诸君深见之。

(胡汉民手迹,《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九册,第500-501页)

“发起组织,我未署名”一句是否指的就是宋庆龄等人签名发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一事?单从这一则材料来看,很难判断,但有几点应当留意到:1.王养冲提及此事“为宋庆龄等发起组织”;2.“列先生之名”;3.“其宣言攻击国民党甚力”。此三点无疑都与发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之事暗合。此外这一手稿虽未注明时间,但从前后几则材料的编排和联系来看,这则手稿大约正是在1934年5月到7月期间所写的,而《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虽在1934年4月20号由中@共提出,但正式的发表却是在5月间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的名义联名签署发表的,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而这个“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也正是在1934年5月初成立于上海,筹委会主席便是宋庆龄,在事件上也是吻合的。

然而这一则材料仅是一条孤证,不能完全证明所指一定就是胡汉民是否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之事。如果能够找到材料中王养冲所附的“俄中国报”,应当是最有利于辨清此事的,但遗憾的是在原材料中似乎并无此报的踪影,由此也就增加了难度,这也就正有待于有能力的朋友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有几点也值得留意到。1934年胡汉民主要生活在香港,根据《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蒋永敬编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的记载,期间胡汉民并未离开南方更甚至基本上一直都是在香港,和宋庆龄等似乎也并没有任何联系,也不曾提及参与或签署《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之事,更为重要的是,时年五十九岁的胡汉民由于自身的体质,加之胡青瑞、伍朝枢等亲故相继在港逝世,对其健康问题影响愈大,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基本上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大的政治活动。

其次,从胡汉民在1934年5月至7月间的往来函电来看,除此手稿之外,并没有太多谈及和《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相关的内容,而从我所接触到的有限的这一时段的报刊材料来看,也不曾见过胡汉民有公开声明否定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相反,从上面那则材料来看,胡汉民的态度也是十分微妙的:“发起组织,我未署名,惟事若出于爱国卫民,则亦所赞许。”他先否定了签名之事,继而又认为如果是“出于爱国卫民,则亦所赞许”。倘若此事可以被确认是指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之事,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胡汉民不曾公开否定自己曾签名。

我从这有限的材料来看,我个人猜想胡汉民或许是没有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的,这份文件上的签名大概是宋庆龄等人所冒签的(此种事在当时并非罕见),但胡汉民对其内容有赞许之处,因此也并没有公开地否定此事。当然这并不能等同于说就承认了胡汉民签名了,假如得到确认,那么在以后对史料的引用上,应当是需要对这个事情加以甄别和说明的,而其中胡汉民个人复杂的性格和政治目的也应当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固然,以上仅仅是一种初步的猜想,更深入的事实有待于通过更多材料来探讨,在此只是作为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感兴趣的老师和同学一起來讨论这个问题,并给予指正。